“特高压”迷思：“只有适合才是最优”

关于特高压输电尤其是交流特高压一直争议不断。

特高压输电被称为“电力高速公路”。从2009年中国建成第一条特高压输电线路算起，特高压在我国已运行十余年。

3月4日，中央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在央视新闻的解读中，特高压同5G网络、人工智能、工业物联网等列入“新基建”。这一消息在能源圈引起热议。

近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网）关于特高压的一系列动作和表态又引起了业内的高度关注。

然而，时至今日，关于特高压输电尤其是交流特高压一直争议不断。

仓促上马有争议

截至2019年年底，国家电网已建成22个特高压工程，累计投资超过4300亿元；在建6个特高压工程。国家电网称，特高压在保障电力供应、促进清洁能源发展、改善环境、提升电网安全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特高压被列入“新基建”后，国家电网专门成立了“新基建”工作领导小组，并于4月2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出确保今年内建成4项工程，推进已纳入国家规划的特高压工程尽快核准。4月11日，国家电网还与天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把推动特高压配套电源加快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之一。

尽管如此，学术界对于特高压是否可以列入“新基建”，仍有不同意见。

已退休多年的王仲鸿，原是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研究员，从事电力工作30余年。在他看来，“新基建”的目的是用新技术实现产业换代，而特高压输电工程是因故搁置工程，不是高科技工程。

“可能是出于特高压今后对拉动风电、光伏等产业发展的考虑。”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推测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认为，特高压被列入“新基建”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表示，特高压作为一种尚未被充分挖掘的基建领域，仍有可发挥的空间。“不仅可以满足社会对电力日益增长的需求，还可以作为生产要素来推动其它资源更好地整合，从而发挥‘小轮带动大轮’的作用。”

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教授陈皓勇对特高压列入“新基建”并不认可。“虽然特高压技术对电工装备产业发展有推动作用，但当前已建好的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利用率并不高。”

根据2018年的数据，20条特高压输电线年输电能利用率仅为设计值的一半，“反映出特高压输电产能过剩”。王仲鸿告诉《中国科学报》，中国电力产能已过剩，疫情冲击下更甚。而特高压输电涉及几千亿元的投入，必将增加电能成本，抑制生产和消费两方面的经济恢复。

而在余淼杰看来，尽管特高压投入成本较高，但其主要投融资渠道来自国家财政，最终会明显降低电价，从而间接为中小企业减税降费，提升企业的利润率。

“当务之急应该是对这些已建好的特高压输电线路的利用效率进行后评估，而不是仓促上马新输电线路，否则只相当于修建了几条没有车流的公路，不但无法拉动经济增长，反而造成资源浪费。”陈皓勇说。

一份被遗忘的文件

特高压包括±800千伏的直流电和1000千伏及以上的交流电。在对特高压的诸多争议中，声音最大的就是交流特高压。

2018年，中国工程院受国家能源局委托，汇总了全国七家单位调研讨论结果并最终形成《我国未来电网格局研究（2020年）咨询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陈皓勇是咨询专家组成员之一，参与了《意见》的起草。在他看来，《意见》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

《意见》否定了交流特高压输电工程技术方向，原因正是由于特高压交流工程存在投资巨大、利用率很低等弊端，对电网安全的作用有限，且还会带来新的安全风险。

而就在2018年9月，国家能源局下发相关通知，计划在2018年和2019年两年间核准9个重点输变电线路，涉及“7交5直”12条特高压线路。国家电网近日称，2020年将加快“5交5直”10条特高压线路年内核准以及前期预科研工作。

但截至目前，《意见》并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公开回复。

“交流特高压输电技术不是优选，争议也是多年未果，这在世界输电技术史上没有先例。”王仲鸿说。

自2005年以来，王仲鸿参与了全部交流特高压输电工程的论证咨询工作。他表示，除了第一条试验示范线路外，其他所有交流特高压输电线路虽然被国家电网冠以各种发展的理由，但都没有通过专家论证。

在陈皓勇看来，虽说特高压直流技术在“西电东送”战略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特定的场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交流特高压造价高且利用率始终上不去，应该反思。

“为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电源更是本末倒置。”陈皓勇补充道。

近年来，随着交流特高压发展有所减速，反对的声音似乎少了许多。但其实不然，陈皓勇等专家无奈地说：“反对也没用。”王仲鸿等专家即使退休了，也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提出反对意见，“是非比被采纳与否更重要”。

有专家向《中国科学报》表示，如果是市场中的正常企业，交流特高压工程带来的输电高成本无法持久维持。但中国电力是垄断行业，电价是由成本加成倒推出来的，情况因此比较“特殊”。

亟待真正独立和科学论证

无论是特高压，还是其它输电方式，其目标应该都是以最简单、最经济、最安全的方式将电能输送出去，满足负荷中心的需求。

在我国，电压分为安全电压、低压、高压、超高压和特高压五个等级。“并非电压等级越高就越好。”陈皓勇说。

“只有适合才是最优。”王仲鸿向《中国科学报》解释道，电网电压和其容量正相关。目前世界单个电网容量已高达8亿千瓦，采用超高压电网。我国最大电网容量约2亿千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意见》也提到，华中电网2017年最大负荷已达到1.49亿千瓦，总装机容量达2.26亿千瓦，电网规模很大，但500千伏超高压主网架仍具有较大潜力，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后，能够吸收大量外来用电，保证电网安全。

我国发展特高压，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原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局长周鹤良撰文回忆，当时从我国能源资源与经济发展分布不平衡的角度出发，相关单位先后到欧洲、日本和俄罗斯考察，并经过一系列专家讨论和汇报后，发展特高压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

巧合的是，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家并没有大规模推行特高压。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电网副总工程师陈维江曾指出，虽然这些国家都研究开发过特高压输电技术，但最终由于经济方面原因，项目或停止、或暂缓、或降低输电压等级。

以日本为例，因经济危机导致对电力的需求下降，便将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降压至500千伏等级运行。

林伯强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指出，发展特高压要满足两个条件，即长和量，两者缺一不可。所谓长，是指输电距离足够长，而量则是指需求量足够大。他认为，美国等电力强国之所以没有大规模推行特高压，没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是重要因素，而中国恰恰满足了。

但如果抽水蓄能电价的问题能解决，林伯强更希望国家电网发展抽水蓄能。“它对风电、光伏的拉动作用优于特高压。”

陈皓勇则建议，要发展特高压，应该像建设三峡工程一样，由国务院亲自牵头，组织有影响力的院士专家对我国电网格局进行真正独立和科学的论证，再将结果呈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方能确定特高压技术及工程规划的正确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