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走势复杂化 制造业何去何从

    当前，中国经济走势正在趋于复杂化不容回避。专家指出，面对复杂的局面，中国首先要做的是不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要以日本为鉴，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扩张内需预防制造业寒流来袭。要加快淘汰和压缩落后产能、过剩行业，加大对先进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以形成新的装备制造业格局。

　　装备制造业内在结构性矛盾亟待破解

　　谭浩俊

　　相关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中经装备制造业景气指数比上季度回落０．５点，预警指数比上季度回落３．４点，运行至“绿灯区”中心线偏下区域。总体而言，我国装备制造业虽然在宏观调控等因素的影响下没有显著下滑，仍处于相对正常的水平，特别从长远看仍有比较强劲的发展动力，但也必须看到中国装备制造业内在的矛盾比较突出。

　　作为先导产业，装备制造业对国民经济发展举足轻重。像中国这样的制造大国，其装备制造业的景气程度直接就反映了国民经济的景气程度。从行业结构看，机械类装备制造尤其是工程机械受益于政府投资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大规模展开，增长速度很快、规模扩张也很快，装载机和混凝土机械的增幅均在３３％以上。京沪高铁的提前开通也使高速列车的生产企业受益匪浅，且这种景气会随铁路部门高速铁路步伐的进一步加快继续受益。但随着政府投资的逐步减少，房地产开发步伐的放慢，工程建设项目也将趋于平稳，对工程机械的需求也将逐步减少。同时，在铁路部门债务不断扩大，每年形成的利润只够偿还到期本息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大规模投资的力度、是否还能保持目前这样的强劲势头也值得观察。由此，给高速列车生产企业及其相关产业带来的影响，也需要认真分析和考虑。

　　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国有装备制造企业仍然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如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２２４．８７亿美元的营业额首次进入世界５００强榜单并名列４３４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也以营业收入２１０亿美元名列第４６２位。民营装备制造企业由于普遍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力不强，加之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许多不公平、不合理现象，普遍“表现平平”，难以与国有企业抗衡。在民营企业占据“半壁江山”的大背景下，其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地位却呈相对下降趋势，这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

　　再从产业结构来看，传统制造业、低端制造业甚至是产能过剩行业仍在装备制造中占据相当比重，不仅投入产出的效益不高，国际市场竞争力不强，而且在资源消耗、土地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很大差距。虽然一部分重点骨干企业在投资上逐步向高端装备制造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转移，但由于受业绩和短期利益的影响，转型速度还不够快，转型目标也不够明确，尤其缺乏自主创新意识，跟在别人后面走的现象比较严重。如太阳能、风电等投资，不仅多数都投在新兴产业中的低端部分，且过于集中，极有可能形成低端段的产能过剩。

　　无疑，装备制造业如何才能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巩固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增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眼下已成为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课题。比如，依据产业振兴规划，应加紧制定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措施，按全国“一盘棋”的要求确定各地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重点，防止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减少投资损失。

　　结构转型是振兴装备制造业的关键。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大规模升级改造传统产业，提升传统装备制造业的档次和水平，增强传统装备制造业的市场竞争力，坚决淘汰明显落后的技术，坚决关闭资源消耗过大、污染过重的企业；另一方面要根据国际装备制造业发展的趋势，通过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两种手段，大力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为了坚持平衡发展，还须重点抓好两方面工作：一是坚持大小兼备，在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过程中，不仅大力支持大企业，也要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特别对先进装备制造有重要辅助作用的中小企业和从事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等基础制造的企业，要通过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扶持，帮助其提高技术含量、提高产品质量，以促进整个装备制造水平的提高；二是要大力鼓励民营资本投资先进装备制造、高端制造和新兴产业，在政策上与国有企业一视同仁，形成国有与民营投资“双轮驱动”的良好格局。

　　在加强政策扶持方面，加快淘汰和压缩落后产能、过剩行业与加大对先进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兴产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应并重，以尽快置换传统产业，形成新的装备制造业格局。同时，要鼓励企业苦练“内功”，对自主创新能力强、研发水平高、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重高的企业，要加大财政资金的扶持力度。

　　扩张内需预防制造业寒流来袭

　　苏振华

　　全球经济不振已经持续３年多，而中国经济总体上仍维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９．６％，从宏观层面上来看，这显然是一个相当良好的增长速度。不过，良好的数据并不能掩饰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东莞、温州等制造业密集的地区，一些原本经营得不错的企业突然倒闭，是否会形成一波倒闭潮还有待观察，但中国经济走势正在趋于复杂化不容回避。

　　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最直接的办法是注入资金以维持企业运转，可目前的难局在于物价走高的趋势还没有得到完全遏制，中国人民银行很难做出马上放松信贷的选择。管理层如何处理眼下的难局，是一个相当大的课题。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与日本当年的发展过程颇为相似。战后日本经济快速启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前实现了将近３０年的高速增长。此后，日本遭遇货币升值的压力。为了帮助企业加快投资、提升产业结构、消除日元升值压力，日本政府采取了压低利率放松信贷的政策，这一政策成功消解了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的日元升值危机。从１９８６年底到１９９１年初，日本经济极度繁荣，资产价格急速膨胀，消费、国内投资和海外投资全面扩张，日本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史称“平成景气”。

　　可以看到，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８年的３０年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日本战后到１９８０年以前的增长过程十分相似；之后日本面临的货币升值压力与２００８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类似；随后日本放松信贷的刺激政策所催生的“平成景气”与２００８年后中国４万亿投资和信贷扩张的刺激性政策，以及２００８年以来中国经济独树一帜高速增长乃至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类似；而目前中国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急剧上涨的局面与“平成景气”时代的日本资产价格暴涨也很类似。那么，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判断，２００８年以来的中国经济是日本“平成景气”的重演？

　　然而，“平成景气”之后，日本经济泡沫迅速破灭、发展放缓，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１０年”的煎熬期。回头来看，“平成景气”时代的过度刺激性政策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加上日本劳动力供给进入短缺时代，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本经济后劲缺乏，至今未缓过气来。

　　中国经济会面临日本后“平成景气”同样的考验吗？这就是一个中国经济“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的问题。以日本为鉴，中国要做到经济的“软着陆”有几点至关重要。其一，刺激性政策不可持续，长期实行恶果自然显现。其二，资产价格急剧上涨的局面必须加以遏制。其三，依赖外需维持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终究要回到依靠内需发展经济的轨道。其四，必须控制住物价上涨。如果这些问题处理得好，中国经济就可以避免日本“平成景气”之后 “失去的１０年”重演。

　　如今，东莞、温州制造型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其实就是对外向经济依赖过深所导致，一旦国际经济进入衰退以及国内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价格上涨，企业经营就必然面临难局。中国经济较之日本有一个天然优势：中国经济体量和市场比日本要大得多，内需消化生产的回旋余地较之日本优势明显，回到扩张内需的发展模式并不太困难。

　　从需求层面上来看，扩大内需需要改善收入结构以增强普通民众购买力；从供给层面上来看，需要增强市场的自由度，放开国企对产业的垄断，以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同时，保障性住房政策必须贯彻到底以化解资产价格的暴涨。如果能做到这些，中国经济就不会重蹈日本后“平成景气”的覆辙。

　　中国不能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

　　孙立坚

　　面对通胀高企不下的压力和货币紧缩政策效果有限的复杂局面，中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在生产成本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疏导产业资本回到真正做大财富的实业舞台上。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或抗衡成本（非需求）推动型的通胀和资产泡沫。

　　首先，降低企业税负和增加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的人力、财力资源扶持，以此提高企业实业投资的盈利空间。同时，保持目前的利率和汇率的相对稳定，以对抗成本型通胀。在短时间内，不能期待企业通过自身结构的调整使产业资本回到实业舞台上，并以此提高盈利能力。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还未散尽，仍然面临改善社会福利、保护消费者权益、提高企业产品质量等问题的时候，更不能期望靠简单地加工资、转移性福利补贴等手段带动内需增长。

　　因此，配合政府对扭曲了的市场价格机制的整顿，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应通过减税来降低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生产成本，继续鼓励民营资本做自己擅长的实业，这些可能都是让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业舞台所不可或缺的手段。

　　无论如何，“两条腿走路”是确保今天中国结构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如果一味地利率加息和汇率升值或默认成本上升会“倒逼”企业结构调整，有可能会催生更多的“产业资本”变成“金融资本”，使这些事前看上去“出发点很好”的宏观调控政策最终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其次，在加快要素市场改革步伐的同时，要充分发挥金融体系在配置大量产业资本重回实体经济舞台方面的作用。由于要素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使得盈利能力无法提高的企业退出实体经济，这时企业手中大量的产业资本为寻求资本运作的高收益就会涌向社会，如果此时没有一批社会责任感强的专业化金融机构（包括专业能力强的私募基金、创投基金、风险投资机构等）的存在，中国就缺了一个将大量的资金转为能给社会创造财富的“资本”的重要环节。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如果为了加快金融的发展而破坏了企业控制生产成本的能力，那么，这样的“金融繁荣”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就会冲销制造业通过性价比建立起来的竞争能力。因此，如何在保持制造业价格竞争优势的同时发展好金融业，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东南亚国家而言，都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

　　目前，尽管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但希望能尽快成为金融大国而站上世界附加价值最高的产业链顶端的愿望却很迫切。然而，鉴于内需不足所带来的市场消化能力有限的状况，中国首先要做的是不抛弃自己擅长的制造业，或者不顾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对可能出现的金融冲击的承受能力，贸然加快“金融创新”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因为如果在“破旧”的同时无法迅速“立新”，那么在残酷的全球化竞争环境中，就将失去自己原先依托的生存环境。

　　目前国内资本市场还未完全同世界接轨，因此避免了多次金融风暴的猛烈冲击。由于没有体验过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灾难，不少人理想化地希望中国既可成为制造业大国又能成为金融大国，而这种美好的想法往往会迷失发展方向。

　　事实上，在全球国际分工所形成的产业链上，每个国家和企业都可以寻找到最适合自身发展的生存方式，千万不要太在乎自身的位置在哪里，而忘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髓，只有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做到极致，才是最好的、最强的，也最有安全感。

　　一言以蔽之，盯住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并努力保持、完善强势地位，等国内经济发展到成为“金融大国”的客观条件开始成熟时，再循序渐进，迈出一些边际上的新突破，才是中国今天抗衡通胀的有效方法和今后的发展选择。（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