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经济”还有多远？

　　自从1993年在美国旧金山创刊以来，《连线》(Wired)杂志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远远超越其他刊物内涵的文化标志，就像1960年代的《滚石》杂志一样，《连线》堪称这个科技革命时代最具符号意义和代言人气质的出版物，甚至它本身就是新技术革命难以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在1998年5月，两次尝试上市失败后的《连线》被卖给了出版集团Condé Nast，从此完成了“一个摇旗呐喊的时代吹鼓手向一家普通时尚杂志的转变”，但在《长尾理论》和《免费》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接任主编以来，它还是会时不时地重新找回那种时代先知“范儿”，发出一些惊人论调。

　　2009年6月号《连线》的封面故事《新新经济》(The New New Economy)就是一次例证，这次的封面作者团队集结了凯文.凯利、斯蒂芬.列维等好几位创始人级别的资深记者，论述的问题也网罗了近期几乎全部重大的商业现象，称得上是《连线》对近几年科技与商业社会变革一次气势磅礴的“文献综述”。

　　《连线》所试图描绘的“新新经济”具有三个方面的特征：巨型跨国企业的瓦解、平台型创新企业的兴起以及公民社会中的“新社会主义”趋势。这三种特征一起催生了“新新经济”——小型化、分权化、组织松散以及集体经济式的社会分享机制。

　　查尔斯.曼在描述第一种特征的《超越底特律》一文中指出，那种属于资源高度集中的巨型跨国企业的经济模式已经渐趋没落，底特律三大汽车巨头的困境证明了这一点。三大汽车巨头唯一的活路，就是像众多致力于汽车技术的新兴企业那样创新；斯蒂芬.利维在描述第二种特征的《谷歌经济学的秘密》一文中详细叙述了这家搜索公司不断创新广告叫价系统的故事。当危机席卷而来之时，机会本理应属于那些更小、更灵活的微型企业，谷歌算是个例外，它虽然够大，但仍是一家能做许多“有趣事情”的公司。

　　这两篇文章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商业逻辑的两面：在需求日益多样化的市场中，规模越大的公司就越容易僵化，这种“规模不经济”效应让越大的公司越容易失败，大而全的公司于是被“去中心化并外向化”到工业系统之中，供应商和工作者们根据客户需求临时组成虚拟的快公司，每一种产品需求都可能催生一家公司，互联网式的供应链让最小型的公司也能够跟行业巨头一起争夺全球订单。

　　如果说前两篇文章都是《连线》一贯关注商业趋势的再一次集中表述，甚至有些老调重弹，那么更有新意也更容易引起争议的，还是凯文.凯利那篇描述“新新经济”第三种特征的《新社会主义》。

　　仅仅是“新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就足以让人们争论不休了。凯文.凯利首先厘清了，新社会主义并非传统思想中那种基于国家政治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政治名词依赖于国家，而“新社会主义”则是植根于全球化经济和计算机网络中的新概念，它没有计划和体制的约束，以协同工作为标志，强调个人的独立自主，是“分散化”(Decentralization)的极致。

　　作者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完全是站在技术的角度来考虑的。“因特网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因此“它正在悄悄地演进为一种改进版本的社会主义”，设计它的目的是强化个体的自主性，并反对集权。它是个权力极端分散的体系，但当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们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工作，无偿捐献自己的劳动力并享受免费带来的成果时，将其称之为社会主义并无不妥。

　　“新新经济”还有多远？

　　徐天辰 彭韧   21世纪网  2009-8-17 16:06:21

　　媒体理论家克雷.舍基在他的新书《大家一起来》(Here Comes Everybody)中提出了这种社会分工的四个阶段：分享、合作、协作，最后是集体主义。每一步较上一步来说，都具有更多的协同工作成分。早期的互联网理论家也曾指出，礼品经济将在互联网时代取代商品经济，否则无法回答下降的问题。

　　对于这种基于科技层面的社会主义，《网络财富》的作者本克勒称，“我认为社会生产和对等生产是基于国家和基于市场的所有制体系之外的第三种方式”，他还提到此类生产活动可以“提高创造力、生产力和自由”。这种新机制既非中央集权计划的经典共产主义，也非一团乱麻的自由市场，而是新兴的分散化公众协同工作平台，它能够以单纯的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都无法实现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并创造新事物。

　　那么，我们距离这个非资本主义、开源的、产消合一的、对等生产的新社会还有多远呢？凯文.凯利的答案是：比我们想象中更近。比如意大利北部及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工业合作社组织就具有这种去中心化和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特征。那里的雇员拥有企业，工人们挑选经理人，限制利润的分配并独立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这种组织与“新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许多人都是免费工作的。想象一下，如果通用公司的雇员都不领工资，却继续生产汽车，这家公司还会破产吗？

　　“新新经济”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吗？尽管《连线》言之凿凿，罗列的证据也堪称充分翔实，但恐怕很少有人会真正认同他们的预言。正如有评论云，“对于一本旗帜性杂志而言，内容并不是最重要的，气质和煽动力才是关键”。

　　尽管《连线》对于“新新经济”的定义和描绘并不严密，甚至存在着一些无法自圆其说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们无法否认的是，《连线》所提出的大量商业现象已经足够支撑一个新的解释框架。很多时候，预言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对未来的描述有多准确，而在于总能坚持自己的独特立场，发表一些看似离经叛道，但却不乏启示的观点。他们最大的价值恰恰来自他们的偏颇之处。

　　附件：“新新经济”资料

　　“新新经济”领跑国际周

　　子兮

    当以信息技术、网络经济为先锋的新经济浪潮席卷而来，人们在虚拟世界里陶醉、在纳斯达克飞舞的指数前痴狂之时，以“生物－材料技术”为主导的“新新经济”忽然又站在了我们面前。这让我们又一次感受到科技进步的强烈震撼。

    “新新经济”是著名经济学家汪丁丁的提法。

    他认为，以基因技术为旗帜的生物技术，由于纳米技术的进展为之提供了大规模降低成本的可能性，这将真正有机会把呼之多年而不出的“生物－材料”时代变成现实，经济“垂直型增长”的前景清晰可见。汪丁丁还预言，纳斯达克指数将由于这一推动到达７５００点。

　　    虽然远在美国的汪丁丁没能亲赴北京国际周，但他对经济时代最前沿的定义却在国际周的展台和论坛上获得反复求证——中国第一只转基因山羊“连连”在展会上受到贵宾般的礼遇，它的体内转有人的基因，产下的奶水简直就是一个治病的偏方；有关纳米技术的展示成了展会上的热点，某个厂家大谈纳米衬衫由于具备生物特性，从而拥有自洁功能；欧洲工科学院院士丹尼斯•诺贝尔在论坛上用计算机演示如何用十亿分之一米的纳米技术组装生物细胞、器官，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完美结合，完成了人们对生命延续的永恒追求……

　　    “新经济”中的“摩尔法则”预言，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每１８个月到２４个月将增加一倍，而成本下降一半；而在 “新新经济”发展阶段，知识激增所需要的时间肯定不会是“工业技术时代”的几十年，也不会是“网络技术时代”的６个月，而将是“生物技术时代”的几天。曾经在中南海里宣讲纳米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白春礼，站在国际周的讲坛上提醒人们：当每一次知识跃进引发经济跃进的临界点到来时，我们必须瞪大眼睛。

    还好，凡是前来国际周上听演讲、看展览的人们，都对“新新经济”瞪大了眼睛。

　　《北京晨报》 2001年5月12日

　　新新经济的来临

    克里斯•安德森/文 就在因特网正在成型的1980年代末期，一个名为Tom Malone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它究竟会如何改变整个工业的结构。在一系列的论文中，他预言说：20世纪那些组织管理严密的举行公司们，将会很快就将“权力下放、并且具象”转化成为多个工业生态系统。

　　“想象一下，AT&T分割开来，不是2或者3个不同的公司，而是200或者300个。”在1998年7月进行的一次采访中，Malone告诉《连线》杂志。“这种出于自愿，革命性的解体，对于一些巨型的组织来说，是一种有吸引力的替代性选择。”

　　理由很简单：巨型的垂直式的综合性大企业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要将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所命名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它存在于团体之间、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之间——最小化。现在，分散式的信息网络能够在单一公司的壁垒之外起到相同的功能。网络将全球化推向了极端宽阔的程度。工程们将会向全世界各地的最佳竞争者开放，这创造出了实质上的供应者和工人们之间速变的坚固同盟。他们能够为了一个产品聚集到一起，然后又为另一个产品重组。“小块，松散组合”，就是这其中的至理箴言。

　　但是，在真正的全球巨型产业的现实当中，相反的一幕似乎正在出现。公司们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大。在华尔街上，高盛每年赚进将近900亿美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当中，它的年收入就翻了三倍。在制药产业里面，因为数百件的合并与收购，使联盟变得更加稳固。在《财富》10强中——今天包括了沃尔玛和通用电气——自从1990年以来，规模已经增大了三倍。还有AT&T，远远谈不上分散成300000个不同的企业，相反，它变成了一个比之前更大的企业。不仅如此，再一次——至少是对于那些iphone的用户们来说——它又变成了一个垄断者。

　　而接下来，从去年9月份开始，形势开始大逆转。那些举行的金融公司们，其实是以一种前所未有（希望再也别有了）的杠杆比率冲涨而来的。因为坐上火箭般的油价猛涨和萎缩的消费者需求，巨型汽车公司们遭受了直接的打击。制药巨头们变成了重磅炸弹。沃尔玛不断的关闭商店，与此同时，GE则努力的卖出分支部门。（好吧，AT&T依然在垄断iphone，但是咱等着瞧吧！）

　　所以现在，站在巨人们的坟场之中，值得问一问：Malone说对了么？他所预言的哺乳动物时代，是不是直接就被公司恐龙们的最后一次进军给推迟了？

　　这次危机不仅仅是一个循环的波谷，而且还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们将变得不仅仅是更聪明，而且是与以往不同。

　　在过去的9个月时间里我们所发现的是不断增多的规模不经济。大型公司们已经越来越难以单纯倚靠现金流进行经营，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借贷。大型公司们必须进行更大的产品赌注，但是在一个日益分殊的市场当中，它们对于分销和竞争的掌控却是越来越小。那种“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利产品开发变得越来越危险，收益也是越来越低。而且，随着华尔街公司们变得越来越有经验，大型公司巨头们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规范，限制了它们的灵活性。金融业的明星们变成了小型公司，这是它们现今唯一有兴趣去做的事情。

　　就像风投资本家Paul Graham所描述的那样，“看起来，‘又大又规范的组织赢得胜利’的规则，需要一个限制性的附加条件：‘是在那些形势改变缓慢的游戏中。’直到改变的速度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前，没有人知道这一切。”

　　结果就是，接下来的新经济——唯一从这场崩溃的灰烬中升起的东西——将会钟情于“小规模”。

　　以底特律为例。在“超越底特律”一文中，Charles C. Mann这样写道：唯一让三大生存下来的方式，就是启用这样的一个创新过程，让无数的尝试开始进行汽车技术的创新。

　　或者以Google为例。就像Steven Levy在“Google经济的秘密”中所探讨的那样，这个公司采用了一种颠覆性的广告销售方式，不再是由公司们之间的握手，而是硬邦邦的事实数字。

　　或者甚至是整个社会。一个世纪之前，大众的集体性行动，唯一可能对此进行组织的只有国家。现在，我们则拥有网络。Kevin Kelly复苏了社会主义——没有国家参与在内——“新社会主义”。

　　所有这些通常的理由，解释了为什么小公司们拥有优势。之前是对于风险的灵活性，现在则增加了新的内容：“云计算”的兴起，意味着初创的公司们不必一定要去购买它们自己的IT设备。源于此，帮助了它们缓解了筹钱的负担也不必再去负债经营了。同样的，在很多产业领域里供应链的网络化——从电子学层面到物理层面上——这意味着，即便是最小型的公司现在也可以进行全球性的订货，跟巨头公司们享受一样的待遇。同样的，一个拥有笔记本和一定进取心的音乐家，他也可以完成之前是由录音室所完成的工作，而一个有野心的工程师可以用差不多的笔记本，发明并制作出一个酷酷的小玩意儿来。

　　现在，“无意识的企业家精神”已经制造出好几万和巨型超市缔结和约的小型企业和自由职业劳动者。一旦有机会的话，很多人会再次参加全职工作，但是很多的其他人则将选择不会。这次危机或许会将我们的经济变成是小块儿、松散的组合。但是，这将是那些数以百万计的怀着希望那样做的劳动者们的集体性行动。

　　（原文刊登在最新一期的《连线》杂志。原名为：“新新经济，更多的尝试，更少的巨人，无限多的机遇”）

　　克里斯•安德森，《连线》杂志主编，曾著有《长尾理论》一书，获得广泛关注。他的新书《免费（free）》即将于今年下半年面世。

　　“新新经济”的四个命门

　　2006-08-11 09:46

    2000年第一波互联网热潮到来时，“新经济”的概念甚嚣尘上，连传统媒体的面试题都得考一下阁下对“新媒体”的看法。由于对互联网带来的巨大冲击的瞠目结舌，新经济简直就意味着一夜暴富的机会，而且是“人人有份”，如同梁山好汉们的理想。从新浪到百度，从中关村科技到联想，都曾经在“新经济”模式下试图寻找第二春。

    然而，经过好几次泡沫过后，我们姑且把现在的这拨创业现象称为“新新经济”。讨论经济现象有很多高深的东西，但在这一拨“新新经济”的观察里，咱们来讨论下四个最简单的问题吧。

    第一个：与风投的关系。现在创业的多数企业，目标非常明确，通常有三种。一是获得风投，运作上市；二是出售给其他公司；三是自己经营。多数情况下，第一种方式备受青睐。但有没有风投，对创业者而言简直是一次人生的重塑。没有时没法发展，有了不得不受人摆布。苹果当初宣布跟微软合作的前一天，乔布斯一个人关在会议上里寂寞地沉思。这种心态，创业者多有体会：毫不夸张地说，风投可以让一个企业迅速膨胀，也可以让企业迅速死亡。

    第二个：如何让员工死心塌地。Google的散漫与自由备受称道，并被认为是一种“组织创新”。于是，多数创业企业也兴奋地提出要像Google那样去创业。这又步入了当初中国企业当初狂学戴尔的困境。Google只有一个。在提倡技术至上与创新精神的企业中，SUN与Autodesk都曾经走入极端，但是Autodesk的成功却来自于卡萝.巴茨这个女强人的规范化管理。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现在也能成功；Google的成功，并不意味着你就能成功。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你的技术有多么先进，目光有多长远，口袋里有多少钱，可以支撑你选择Google的道路？

    第三个维度是，如何让自己更像一个企业而不是一个旅馆。管理类书籍总是能在中国找到追捧者，甚至《执行力》这样的伪书，也包括《基业常青》这样被企业家奉为圭臬的好书。那么，创业者们是否做好了做“企业”的准备？Web2.0公司们在招聘与解聘的问题上如玩儿戏，把办公室装满以吸引更大投资，一旦经营出现问题就大面积裁员，对员工毫不负责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投机心态导致这样的企业一定短寿。

    第四个维度是：短线的操作方式能否制造一个长线的企业。在现在的这拨Web2.0企业中，多数企业是在一年内成立的，多数员工在该企业中工作不足一年，多数老板不认识多数员工，多多数用户今天来了明天就走，多数流量不是用户带来而是用钱买来。如此短线操作，能培养出一支值得长线投资的股票？

　　     这样的新新经济，不是泡沫才怪。

　　《财经》杂志封面文章：新新经济(上)

    “有史以来第一次，生命之书就在我们面前。”

　　人类基因组计划负责人弗兰西斯.科林斯说。

　　“实际上，这是三本书：一部回溯上亿年的史书，求解人类从何而来；一部人类制造材料手册；一部医学教科书，满是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癌症和许多其他疾病的线索。”

　　2月12日，在人类基因组图谱于去年6月间宣布绘制完成8个月后，人类基因组计划(含美、日、德、法、英、中6国科学家的联合研究项目)和美国塞莱拉公司分别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图谱及初步分析结果。

　　对人类基因组图谱的初步分析发现，人类的基因总数大约在2.6万个至4万个之间，远小于原先14万个基因的估计；地球上人与人之间99.99％的基因密码是相同的。研究发现，来自不同人种的人比来自同一人种的人在基因上更为相似。这一发现使得种族歧视完全丧失了任何可能的人种学依据。在过去几个月中，人类基因组图谱在将许多生物化学功能未知的疾病基因定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至少有30种疾病基因利用图谱数据而被定位。

　　在华生和克雷格于1953年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初探生命秘密的近50年后，生命之书翻开了关键一章。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对这本书的持续解读，将在何种程度上增进人类的福祉。

　　汪丁丁是编者所知道的对技术的前沿有着最深刻思考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编者所知道的最为大胆的预言家之一。在网络股最高潮刚刚过去的去年5月，他曾在《财经》杂志上预言：在未来数年间，NASDAQ指数有70％的可能性上到7500点，同时，有30％的可能性下跌到2500点。10个月过去，他认为较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成为现实：NASDAQ指数掉到了2500点以下。尽管如此，汪丁丁信念不变，逻辑依旧，而因为此时身在美国更有机会观察前沿，他的预言有了新的内容。

　　他认为，以基因技术为旗帜的生物技术，由于纳米技术的进展为之提供了大规模降低成本的可能性，将真正有机会把呼之多年而不出的“生物-材料”时代变成现实，经济“垂直型增长”的前景于是可见。这就将是汪丁丁所称的“新新经济”。而NASDAQ指数，汪丁丁预言，将由于这一推动到达7500点。

　　塞莱拉这样的公司正在为“新新经济”打造基础。这家1998年才加入人类基因组图谱测序研究的基因技术公司，自始至终都准备将他们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利润。据说，现在如果想要获得他们的研究资料，制药公司需要付出1500万美元的费用。塞莱拉的商业化一直饱受其竞争对手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诟病。参加这个公共项目的科学家们声称，对人类基因研究数据资料的任何商业化使用都是不道德的；但即便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塞莱拉公司加入竞争的刺激，这个从1990年就开始的全球研究项目不会提前完成。

　　中国科学家担负了人类基因组计划1％的测序任务，在数万个人类基因中，有142个基因是由中国科学家发现的。参加人类基因组计划的6国科学家对此次研究的贡献程度依次如下：美国54％，英国33％，日本7％，法国2.8％，德国2.2％，中国1％。

　　不要以为中国科学家跻身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就一定有机会在汪所预言的“新新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汪丁丁同时坚定地认为，与“新新经济”的到来相对应的，应当是一整套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方式、产业组织形式以及人力资本培养，而它们将构成“新新经济”的支撑系统；你将会看到，中国距离这些要求还相当遥远。他甚而提出，“中国如果不打算放弃即将到来的生物材料经济的超常发展机会，就必须马上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对于NASDAQ7500点预言，你可以等着瞧；而对于如此逻辑，则应仔细思考。

　　--编者

　　第一部分

　　跃变的前景

　　生物技术的崛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把“网络经济”从衰退中挽救出来，并就此形成一个以往任何时代的增长速率都无法比拟的“新新经济”发展阶段

　　▲ 知识倍增所需要的时间肯定不会是“工业技术时代”的几十年，也不会是“网络技术时代”的6个月，而将是“生物技术时代”的几天

　　▲ 即将到来的“新新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这一增长所持续的时段将会非常短，例如5年、7年、或者10年。这是因为"大熊市"降临的2010年已经确定了"增长的极限"

　　我所理解的“新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具有高得多(通常高达十倍以上)增长速度的经济过程。经济史上多次出现过这样的高速增长过程，它通常围绕着重大技术发明展开，著名的例子如蒸汽机、电话、微电子技术、基因工程。技术进步的通常情况是(如熊彼特所论)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效率的连续的日常改善。另一方面，漫长的知识积累过程每隔几十年到上百年就会迸发出一些突破性的新技术，引发超常规的经济发展，也就是我们讲的“新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间断性跃进在经济波动的统计研究中对应于“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经济学先后发现了三种经济波动现象：40个月的基钦周期、10年左右的尤格拉周期和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编者注)，虽然学界对这一长周期的时段有相当不同的界定，其下限可以短至35年，其上限可以长达150年甚至300年。在我看来，“长周期”的周期间隔之所以很难界定，根本原因还在于技术进步的路径是不确定的、不可预期的、不规则的。知识结构的这一内在性质使得重大技术进步有时候需要上百年才发生一次，有时候则在几十年内多次发生。例如目前正在发生的紧接着“网络技术”的另一次突破性技术进步--生物技术，其知识积累过程已经长达数千年，却在最近50年内产生了跃变，使得基于这一技术部门的整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可以大大超过1990年以来“网络经济”的发展速度。为把这一超常规发展阶段同2000年刚刚结束其超常规发展的“网络经济”区分开来，我就只能采用“新新经济”这个名称了。

　　我们知道，“新经济”的两大法则“摩尔法则”(Intel公司创建人之一戈登.摩尔预言，微处理器的处理能力每18个月到24个月将增加一倍，而成本下降一半)和“梅特卡夫法则”(3com公司的创建人、以太网技术的发明者梅特卡夫预言，网络的实用性与其使用者数目的平方成正比)导致了其扩张的速率大约为传统经济扩张速率的6倍至12倍。这些法则今天仍然适用于例如芯片制造这样的基础部门，只是在应用领域里呈现出饱和趋势从而其扩张速率正向着传统经济的扩张速率收敛。“新经济”部门迅速扩张期的结束在纳斯达克指数周线图上表现为2000年的大调整，而且这一调整远未结束，如果没有重大的技术和制度创新，网络经济甚至会不可避免地在2005年以前消亡。但是，至少就我看来，生物技术的崛起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把"网络经济"从衰退中挽救出来，并就此形成一个以往任何时代的增长速率都无法比拟的"新新经济"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里，如理查德.奥利佛所说，知识倍增所需要的时间肯定不会是"工业技术时代"的几十年，也不会是“网络技术时代”的6个月，而将是"生物技术时代"的几天(参见Richard W. Oliver，The Coming Biotech Age: The Business of Bio-Materials，McGraw-Hill，2000)。

　　如果我们按照知识倍增的速率把奥利佛对"新新经济"的估计转换到纳斯达克指数的走势图上，就很容易看到，在2000年的大调整之后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的即将在2010年以后到来的"大熊市"，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支持着奥利佛对"新新经济"超常增长率的判断。因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超常增长，那么纳斯达克月线图的衰退应当在2010年以前出现而不是在此之后。用更专业些的语言说，艾略特所论的300年长周期的第五浪的第五子浪应当比2000年结束的第三子浪有更猛烈的上升趋势，这意味着纳斯达克指数在未来的几年内达到7500点水平以上(参见我在《财经》杂志2000年5月号发表的讨论纳指长期走势的文章《纳斯达克：2500点还是7500点》)。

　　20世纪90年代两项最重大的技术进步，如媒体广为宣传的，以两个英文字母表示：I(internet，互联网)和G(genetics，基因技术)。关于前者我已经谈得太多了，这篇文章主要讨论后者，并希望说明为什么这个"G"将会挽救那个"I"。换句话说，我试图给出若干重要的理由来论证基因技术所引发的"生物-材料"技术革命确实具有超常规--超过纳指走势图显示的长周期第五浪的第三子浪所界定的“新经济”扩张的常规--扩张的可能。正是基于类似的看法，奥利佛在其著作中把生物技术时代的扩张速率叫做“垂直增长”，以区分于网络经济的“指数增长”。

　　从纳斯达克长期走势图上能够看到的关于即将到来的“新新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这一增长所持续的时段将会非常短，例如5年、7年、或者10年。这是因为“大熊市”降临的2010年已经确定了“增长的极限”，金融活动的超前性使得纳斯达克指数将在“新新经济”结束扩张之前的若干年之内就从高峰下跌。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可以判断：未来20年将是以“生物-材料”技术为主导的时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上升极其猛烈，这是艾略特"第五浪"的普遍特征。据此，我大致同意奥利佛的预测。(汪丁丁/文)

　　《财经》杂志封面文章：新新经济(下)

　　汪丁丁/文

　　第二部分

　　技术的前沿

　　使基因工程获得广泛应用的经济前提，是纳米技术能否在最近的未来大幅度降低其工艺成本

　　▲在费伊曼所描述的图景里，可以想象，只要纳米技术的工艺成本降低到足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程度，纳米尺度上的制造业就可以把我们现在的几乎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生产过程简化为单一的、改变原子排序的过程

　　两项关键性的技术决定了“新新经济”的超常增长速率：(1)基因工程(genetics)。从19世纪中叶孟德尔发现古典遗传规律开始，生物学家就已经猜测到了基因对生物性状的决定作用，但是只是到了20世纪中叶华生和克雷克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以后，基因学才开始走出实验室，转变为分子和细胞层次上的基因工程；(2)纳米技术(nanotechnology)，泛指一切应用尺度在10亿分之一米范围内的技术。常见病毒的尺度是10～50纳米，常见微生物的尺度是300～1000纳米，典型原子的直径约为0.1纳米，而电子与原子核之间的典型距离约为0.05纳米。因此使用纳米技术可以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生产新型生物材料(如杜邦公司生产的GT3，即“第三代纺织品”)，也可以逐个地医治生物体内有病的细胞，以纳米材料制造的生物芯片的速度在原则上是硅片速度的10000倍。在纳米尺度上，有机与无机的差异正在消失，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差异正在消失，甚至连“时间”与“空间”、“物质”与“非物质”的区分也成了问题。

　　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这两个领域构成了未来20年“生物-材料”(bioterials)经济的支柱产业。下面的清单是我从上引奥利佛的2000年发表的著作中抄录的“生物-材料”的应用领域：

　　在实验室里创造生命

　　改变新生儿基因的性质

　　医药基因工程——根据每个人的基因性质“对症制药”

　　把抵御特定疾病的基因编码到遗传基因里

　　制订对抗癌症、心脏病、艾滋病、以及流行病等病症的基因疗法

　　修复脑细胞(例如由老年痴呆症造成的脑神经死亡)与中枢神经

　　制造能抵抗感染或发育缺陷的蛋白质

　　大规模生产各种抗体用来对付癌症

　　发展能复制哺乳类动物包括人类在内的技术

　　抗老化和控制肥胖

　　培育能移植到人类身体内的动物器官

　　培植廉价的用于免疫的基因转置蔬菜帮助贫困人口改善健康状况

　　培植能在几年内而不是几十年内长成的树木满足木材需求

　　建造用于生产工业塑料的生态工厂取代整个石油化工产业

　　以昆虫类和动物活动来生产最结实的纤维和最坚硬的合成品

　　制造比当今最快的速度快几千倍的生物蛋白基计算机

　　用于医疗监护系统的生物电子鼻、舌、耳、手的制造

　　生物合成皮肤、血液、骨骼、以及人类主要细胞的合成

　　在受到损坏时有自修复能力的新型包装及造型材料

　　具有人类肌肉的伸缩功能的生物合成材料用来取代体力劳动

　　自动吸收和清洁污迹的材料

　　可以根据环境自动变形的合成材料广泛用于工业、消费、医疗保健

　　无污染和几乎免费的生物能源的使用

　　用来获取和保存太阳能的生物涂料

　　在人体内巡回视察寻找并纠正老化细胞的“智能鼠”

　　为说明西方人在“生物-材料”技术领域已经走了多远，我又从奥利佛著作里摘译了下面的这张清单：

　　1.在美国境内有2000多个生物技术研究机构，在欧共体有1000个左右，世界其它地区还有1000个左右。这些机构的收入在1996年比上一年增长了约45%。在欧共体地区，生物技术是增长最快的经济部门之一。世界其它地区的生物技术部门有类似的增长率。

　　2.1997年美国资本市场新投入的“生物技术”板块的资金增长了12%，从830亿美元增加到930亿美元，而同期投入生物技术制药部门的私人资本为300亿美元。1997年在欧共体有5亿美元私人资本投入生物技术部门。

　　3.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例如杜邦、诺华(Novartis)、Monsanto等公司正在把自己改造为生物技术公司。

　　4.今天在美国的生物技术部门就业的人员已经超过了在机器制造业就业的人员。

　　5.最大的5个生物技术企业平均每年每个雇员的研发投入为10万美元。大多数生物技术企业把每年营业收入总额的15%到30%投入到研发部门。研发投入大约只占了与互联网有关的“高新技术”部门年营业收入的10%到12%，而在传统工业部门里研发投入小于总收入的5%。

　　6.全世界有超过一亿的人口已经从大约65种生物技术药品和免疫制剂中获得了帮助。

　　7.目前美国有大约295种生物技术药品与免疫制剂处于临床实验阶段，另外有几百种正在研制阶段。这些药物主要用来对付各种癌症、老年痴呆症、心脏病、艾滋病、肥胖症，以及其它健康缺陷(作者注：按照传统医药研发的速度，美国大约有50种药物同时处于临床实验阶段)。

　　从现有的统计资料看，至少在我看来，生物技术和生物材料作为一个经济部门似乎还没有表现出如奥利佛以及其他许多作者从1995年以来一直鼓吹的生物技术时代的超常发展特征。例如，初步比较一下1980年以来生物技术股票指数与纳斯达克指数、医药应用设备指数和主要医药制造股票指数的月线图，我们看到生物技术的增长速率大约与纳斯达克指数同步，在20年内增长了13倍(不考虑2000年上半年的大调整)，但比主要医药公司股票指数的(20年增长约27倍)增长速率低了至少50％，同时比医药应用设备指数的增长率(20年增长约9倍)高了大约50%。

　　简单的统计分析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对未来几十年生物材料经济发展速率的预测，因为，如前述，决定了生物材料经济扩张速度的两个核心技术领域——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如美国生物技术专利批准的数量所显示的，都是在20世纪最后5年里才开始在关键技术环节上有突破性的进展。

　　使基因工程获得广泛应用的经济前提，是纳米技术能否在最近的未来大幅度降低其工艺成本。事实上，天才的诺贝尔奖物理学家费伊曼早在1959年就刻画了今天纳米技术的大致发展状况。费伊曼预言，到2000年时我们将能够开发一种微小型操作技术足以把整套《大英百科全书》写在针头上，但是为了做到这点，我们必须把普通的印刷字体缩小到1/25000，那大约是正常金属原子直径的32倍，换句话说，在每个那么小的字体里仍然可以容纳1000个原子。在这样的尺度上，精密光刻仪器足可以进行我们所说的针尖上的微小印刷，事实上，他推测，全世界的图书，大约2400万卷，可以用这种方法印刷到大约35页16开的纸上。他接下去描述了他想象中的未来用于进行这种微小操作的“离子束”仪器的原理。在细胞膜上执行着细胞维持其生命不可或缺的信息传递和解毒功能的蛋白体，正是根据被称为“离子泵”的原理进行活动的。换句话说，在纳米尺度上的操作技术可以与细胞内部的日常活动相互作用，从而实现基因工程的各种应用。

　　费伊曼提前了半个世纪准确地告诉生物学家说：生物学研究之所以进展缓慢，是因为生物学里面大量的基本问题，例如DNA碱基的排列顺序是怎样的？DNA碱基顺序与蛋白体内阿米诺酸的顺序之间是怎样对应的？RNA是单链的分子还是和DNA一样是双链分子？RNA与DNA碱基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细胞内微小物体的组织是怎样的？蛋白体是怎样被合成的？RNA在细胞内是怎样运动的？RNA如何在细胞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蛋白体是怎样在细胞内安排的？阿米诺酸是怎样进入细胞体内的……这些问题的解答不能靠数学模型来推测，而是应当用眼睛去看到具体的发生过程。

　　他接下去推测：为了看到上述的那些微观生物过程，物理学家只需要帮助生物学家把目前的电子显微镜的精密度提高100倍就可以了。他提出，应当把计算机芯片里线路的宽度缩小到10到100个原子的尺度，这样就可以快得多地执行运算并且具有极大的存储能力。这种微小型尺度的计算机应当能够以图像为单位，而不再是以“二进制”逻辑来计算和记忆。为了制造如此微小的计算机，他推测我们需要先制造微小尺度上的自动化机械来完成计算机的组装工作。他推测，这样尺度上的自动机械，它基本上就是许多微小的“手”的联合体，将可以进入我们的血管里去寻找病灶和医治我们的疾病。

　　最后，费伊曼提出以微小尺度的技术重新安排原子本身的结构的设想。逐个地安排原子！那时，我们将有无穷多的可能性来创造新物质和新材料，所需要的仅仅是让计算机仿真找到我们所需要的那种物质的原子结构。

　　在费伊曼所描述的图景里(这一图景在当前显得出奇地准确)，我们可以想象，只要纳米技术的工艺成本降低到足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的程度，纳米尺度上的制造业就可以把我们现在的几乎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生产过程简化为单一的，改变原子排序的过程。

　　基因工程的发展为费伊曼的图景增加了新的本质性因素：生命体之所以不同于无生命体，是因为前者可以自动探索、适应、甚至改造环境。如前述，在纳米尺度上，这一区分开始变得模糊。例如，我们可以把生命体分解为单个细胞，把细胞活动分解为细胞内部各种蛋白体的活动，把蛋白体进一步分解为20种(或更多些)阿米诺酸的不同排列方式，最后，把阿米诺酸分解为氢、氧、碳、氮等元素，再重新用这些无生命的元素合成新的生命体。基因工程使得我们在这一合成过程中可以改变DNA链上的基因结构，从而新的生命体(细胞)可以不断复制自身。

　　第三部分

　　资本与知识的位置

　　投资人要承担远大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投资风险，因为生产的总成本的绝大部分都必须“一次”投入，而后来的整个生产周期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回报期”(或亏损)

　　▲“生产部门”将主要就是研发部门——每个工人都是方案设计师

　　▲初期的高投入与后续期间的纯粹回报，是“生物技术经济”与以往一切经济的最大差别所在

　　▲中国如果不打算放弃即将到来的生物材料经济的超常发展机会，就必须马上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上面的全部讨论引导我们得到“生物-材料”生产过程的三个特征：(1)由于能够把一切不同种类的生产都转化为单一类型的生产过程，基于纳米技术的生产过程将具有极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而如此强烈的规模经济意味着不论纳米技术的工艺成本多么高昂，只要生产规模足够大，单位产品的价格就总能够降低到足以与传统生产方式相竞争的水平；(2)基于纳米技术的“生物-材料”的生产过程的总成本的绝大部分将表现为初始成本，因为生物材料的自修复和自适应能力将大大降低生产的初始投入之后的“维持成本”，这一特征与上述“强烈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征是一致的；(3)在“新新经济”里，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将主要投入到研发部门而不是生产部门，因为生产过程只能由微小尺度的机器人来完成。或者说，“生产部门”将主要就是研发部门——每个工人都是方案设计师。

　　基于上述的三个特征，主要是(2)和(3)，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新新经济”对资本市场和知识活动的要求。其实我们从目前已经在北美和欧洲初步兴起的“生物-材料”经济可以观察到新的资本与知识的活动方式。

　　大致而言，特征(2)要求投资人承担远大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投资风险，因为生产的总成本的绝大部分都必须“一次”投入，而后来的整个生产周期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回报期”(或亏损)。目前在基因与生物技术领域领先的“应用分子基因公司”(Applied Molecular Genetics，AMGN)，在完全没有任何产品时已经私募了2000万美元，又在其后的5年内三次公开招股，最后，终于在1989年把它的第一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当年营业收入就达到1亿美元，到1998年底，这家公司仅靠这“第一个”产品就在医药市场上创造了年收入14亿美元的业绩。附图是从奥利佛著作中复制下来的，它说明了我在这里讨论的特征(2)，即初期的高投入与后续期间的纯粹回报。在奥利佛看来，这是“生物技术经济”与以往一切经济的最大差别所在。

　　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的股份公司的资料表明，“新新经济”部门的上市公司的资本规模，不论是IPO还是流通股票总量，通常比“新经济”部门里同样年龄的公司大10倍。这意味着在“新新经济”领域里投资的风险要比在“新经济”领域里的投资风险高得多，从而投资人对金融市场和相应的监督机制的完善程度的要求也高得多。这进一步意味着，当家族公司难以支持“新新经济”的发展时，亚洲各新兴金融市场将面临比欧美成熟金融市场严峻得多的挑战。换句话说，当资本规模增加了十倍时，“新新经济”的企业将以十倍的速率向成熟的、规模大得多的金融市场聚集。

　　现在讨论特征(3)的含义，我相信这是对我们国内的各种现存机制最具挑战性的“新新经济”特征。这一特征意味着，那些进入“生物-材料”领域的企业将直接从大学生或研究生中“招工”。即便在目前的“新经济”里，例如在光纤设备制造业，所谓“工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而是能够熟练操作光学仪器并且懂得相当高深的光学原理的“师傅”，或者干脆些说吧，他们许多都是曾在国内大学教过课的教授们。据我所知，也正是因为太缺乏这样的“教授工人”，美国的光纤设备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限制。

　　目前的生物技术企业的资料表明，在那里就业的“工人”大部分必须有博士学位或“博士后”资历。要知道，这些企业为每名“工人”投入了每年10万美元以上的研究开发资金，并且指望着达到平均50%的回报率呢。

　　为缓解人力资本的匮乏，目前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生物技术公司直接与主要大学的基础研究部门建立了合作关系，著名者包括Genentech(基因技术公司)和Monsanto。大致而言，大学负责基础研究，它们从生物技术公司那里拿到大笔的研究资金(通常以百万美元为项目经费的“单位”投入)，生物材料技术公司负责研究开发和市场预测，然后他们再把新技术转让给拥有庞大市场份额和更容易获得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老牌制药公司(技术转让，有时或更经常地，是以公司“并购”方式来实现的)。加州大学系统仅1996年当年就从药品专利转让获得6300万美元收入。当然，大学投资也有亏损的时候，波士顿大学眼看着自己的9000万美元基金在几年内缩小到400万美元。因此，大学领导者更愿意与研发公司合作，包括最大的制药公司如Merck和Pfizer。

　　在世界地图上，按照分布密度和研究力量排列，加拿大是仅次于美国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1997年美国有1710个研究中心，加拿大有409个，欧洲有500个，以色列有72个，日本有170个；然后是韩国，只有1个政府研究中心，但其研究成果已经为世界同行瞩目。中国之大，1997年只有3个这样的研究中心，与印度尼西亚一样；而在马来西亚，这样的研究中心有12个，在菲律宾有2个，香港有4个，印度有2个，巴基斯坦1个，古巴6个，墨西哥1个，阿根廷21个，智利1个，巴西7个，特利尼达和多巴哥1个，新西兰40个，澳大利亚154个，肯尼亚1个，埃及1个。不妨认为，这样的地理分布大体上反映了生物材料技术的人力资本分布状况。当然，基因和生物技术的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和社会公众的态度，因为它涉及广泛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由于基因、生物、纳米技术的人力资本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学教育以及以大学为研究基地的基础研究便显得格外关键。而且，在这一领域里，综合性大学(特别是有附设医院的大学)的临床和研发优势日益突出。以美国为例，在这方面领先的大学是：哈佛、霍普金斯、康奈尔、波士顿、华盛顿西雅图、麻省理工和普林斯顿(纳米技术)、纽约州的西拉丘斯大学(生物计算机技术)。

　　中国如果不打算放弃即将到来的生物材料经济的超常发展机会，就必须马上对高等教育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是另一话题，此处不再赘述。

　　最后，让我继续引述奥利佛的话作为本篇文章的结语：在工业时代，我们征服了空间；在信息时代，我们征服了时间；现在，通过“生物材料”时代，我们将征服物质本身。

　　资料：波浪理论预测2012年大限

　　在半个世纪以前，股票分析家埃略特提出了“波浪理论”，这一理论可以从往前推溯几百年前由意大利数学家菲波纳西所发现的兔子生殖规律，埃略特以这一理论对股市作出惊人准确的预测。事后，人们认识到，埃略特的分析技术其实就是混沌理论的所谓“分型(fractal)”在股票市场上的运用。

　　埃略特推断，人类300年的经济发展可以分作三个上升的阶段和两个下降的或“调整”的阶段：(1)1776至1850年是第一个上升的阶段；(2)1850至1857年是第一个调整阶段；(3)1857至1929年是第二个上升阶段；(4)1929至1942年是第二个调整阶段；(5)1942至2012年是第三个上升阶段，也就是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个波浪——第五浪。

　　现代波浪理论研究代表人物普列希特(R.Prechter)1997年发表《大熊市理论》(The Grand Bear Theory)，对埃略特预测作现代性解读：1972至1978年“石油危机”引发的将近十年的世界经济大调整(从能源浪费型技术转入节能技术和环保技术)刚好是埃略特预测的第五浪潮的第一个调整过程，也就是第五浪潮里的第二个“子浪潮”。而90年代世界经济普遍繁荣的期间，是这第五浪潮的第三个子浪潮。1997年10月发生的美国股票市场的大调整过程，是第四个子浪潮。然后，人类将进入第五个浪潮的第五个子浪潮，并且在2012年结束这一浪潮，这一个三百年周期的最后一个浪潮的最后一个子浪潮。声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