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解读“钱学森之问”

　　近年来，在纪念钱学森先生诞辰百年前后，我作为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第一届毕业生，应全国多所大学之约，作了主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为线索，谈钱老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报告或讲座。在互动环节中，在会上和会下，不少师生，包括学校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引起广泛关注的，人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从不同角度提出的问题较多。本着对社会负责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学习、调查研究和思考。

　　一、“钱学森之问”的提出和引发的讨论

　　据我了解，人们所说的“钱学森之问”，并不是钱学森先生本人所言，而是别人归纳出的。它始见于钱学森先生逝世后的第12天，即2009年11月11日安徽的《新安晚报》。该报刊登了沈正斌等11人给教育部及全国教育界同仁发出的题为《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的公开信。信中把钱老谈的关于什么样的大学办学模式才有利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问题，归纳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把这句话说成是“钱学森之问”。

　　在《新安晚报》刊登这封信的第二天，即2009年11月12日，《人民网》的记者采访钱学森先生生前的秘书凃元季时，把所谓的“钱学森之问”表述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并刊登在次日即2009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请注意，事隔两天，在不同的报刊上，“钱学森之问”中的“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已变为“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了。认真或细心一些的读者如果注意到这两种提法的区别，就不禁会想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钱学森先生的原话究竟是怎样说的？他的相关思想准确的表述是什么？

　　一周后，即从2009年11月20日起，至12月2日止，有关报刊以求解“钱学森之问”为题，连续几期刊载了讨论文章。

　　二、钱学森先生的原话

　　我查到以下相关的两段：

　　1.经国务院办公厅审核，由新华社公开发布，刊登在2005年7月31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报道。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探望住在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病房中的钱老，谈了未来15年科技工作指导方针（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后，钱学森说：“您说的我都同意。但还缺一个。”温总理亲切地说：“好哇，我就是想听您的意见。”钱老接着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根据钱学森先生的原话我们可以看到，钱老指出的是我们的大学在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方面和办学模式上存在问题。用所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来概括钱老这段话或思想，是不够准确的。首先，钱老指的是大学，不是所谓“钱学森之问”中所泛指的所有学校。第二，钱老针对的也并非各类大学，而是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相关的大学。第三，钱老明确指出，问题出在办学模式上。我们不应把钱老的话不恰当地作过度延伸，特别是把一句并非钱老本人的话放在引号之内，很容易让人误解为是钱老的原话，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钱老的相关思想。对重大、严肃的命题，必须慎重、认真和实事求是地对待。我们要铭记“真理再跨过一步就是谬误”这一哲理，防止由于表述不当，使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以至出现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情况。

　　如何理解钱老所说的“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句话？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指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这就涉及钱老论述培养创新人才的下述另一段重要谈话。

　　2. 同年（2005年）3月29日，钱老在解放军总医院病房里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回国以后，我觉得国家对我很重视，但是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我今年90多岁了，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见2009年12月21日《中国教育报》第3版“集大成 得智慧——钱学森关于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教育构想”一文）钱老这段话所说的“需要更多的钱学森”与前面我们提到的四个月之后（7月29日）他与温总理谈话中所说的“杰出人才”概念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钱学森先生所指的“杰出人才”，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优秀人才，而是像钱学森这样的出色的科技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国家才会有大发展……想到中国长远发展的事情，忧虑的就是这一点。”这句话表明了钱老所说的“杰出人才”的确切含义。

　　钱老指出这个问题是睿智的，他为此而担忧是有根据的，因为像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我们的大学培养出的确实是太少了。如何才能培养出像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这是人才培养方面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我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是：首先看看钱学森先生是如何成为钱学森的？看看他的成长与成就伟业之路，对于我们破解这一重大课题，应当有所启发和借鉴。

　　三、钱学森先生的成长之路

　　钱学森先生的成长与成才之路有若干主观与客观的因素：

　　1.钱老受到极优良的家庭教育。钱老的父亲钱钧夫本人就是一位教育家，年轻时就读于浙江的求是学院，后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历史、地理，回国后在教育部门任职。他与鲁迅、陈叔通等熟识。母亲章兰娟也是一位贤达的女性。父母对钱学森精心培养教育，对他爱国主义情怀与高尚品德的形成，对他多方面智慧的成长与培养，起到了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

　　2.由于他自己的用功及良好的家庭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他从青少年时期起，就能够从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中汲取营养。钱学森小学上的是北师大附小（邓颖超曾在那所学校任教），中学上的是北师大附中，大学上的是交通大学。当时对全国最好大学的评价是：“北清华,南交大。”他在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读的硕士学位，在充满创新氛围的世界顶尖级高校——加州理工学院读的博士学位。

　　3. 钱学森先生在学业与工作上的勤奋努力与付出，他的刻苦拼搏和对时间的无比珍惜，常常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4. 在业务上，他得到了举世闻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和被赞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的冯•卡门这样的大师的培养、提携与合作。

　　5. 在政治上，在工作中，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等革命家和领导人给予他充分信赖与支持，给他提供了充分的发挥作用的空间与平台，使他能够施展才华与智慧，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和航天工程成就伟业。

　　上述诸因素皆举足轻重。这些因素对于人才培养、人才成长的重要作用与意义有待我们进一步开展认真的研究。

　　四、钱学森先生一直关注和重视教育问题

　　大家都已认同，人才是国家建设与事业发展的第一资源。钱学森先生认为，中国要有大的发展，需要更多的钱学森，即需要更多出色的科技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因此，如何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就成为钱学森先生最看重和最思虑的事。

　　从钱学森先生的成长之路我们看到，大师的形成往往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其中有些因素不是我们能够预先设定和选择的，比如家庭教育环境，比如业务上与工作上的机遇等。而我们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以大有作为的，恰恰是教育事业，是大学办学模式的改进与革新，是使我们的大学办学模式有利于科技创新人才和领军人物的培养与成长。

　　大学是个巨大的人才库，是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策源地。教育事业承载着国家发展进步的重托和民族的希望。办好大学，成功地培养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正如钱学森先生所说，会使国家有大的发展；反之，会造成巨大的资产与资源的浪费，阻滞国家的发展。

　　钱学森先生一向重视教育。早在1958年，他就曾与郭永怀先生一起，发起和倡议创办专攻尖端科学，实行“全院办校，所系结合”（全科学院办校，研究所与系结合）和理工结合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亲自担任近代力学系的系主任，亲自给学生开设并讲授《星际航行概论》课，亲自指导学生研制小火箭等科研活动，在人才培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在他实际主持中国科大近代力学系工作的8年（1958—1965）期间入学的共1000名学生中，后来有40%的人晋升为教授、研究员或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其中含8位两院院士和9位科技将军。钱老培育的优秀科技人才活跃在我国的科技战线，为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奉献着智慧与力量。对于今后中国的长远发展，钱学森先生寄厚望于教育事业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的培养，是理所当然的事。

　　五、历史使命任重道远

　　钱学森先生对大学的办学模式有其独到的见解和很高的要求。比如，他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模式就不满意，说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那一年“并没有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而对加州理工学院就比较肯定和认同。他看重的是加州理工学院突出的创新氛围和对学生创新能力的着力培养。加州理工学院也因此而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

　　钱学森先生启示我们要重视并思考我国大学在办学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教育事业在我国受到空前重视，教育上的投入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4%，这是我国前所未有的，是巨大的进步。我国高校的建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近年来我先后去了60多所大学，目睹了中国大学的快速发展。大学校园，特别是许多新校区的建设，堪称是跨越式的和现代化的，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明显感觉。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也相当可观。校园内学术活动丰富多彩，活跃而频繁。这些都令人鼓舞。另一方面，在办学模式上还存在不少需要我们认真反思之处。一些形而上学，因循守旧和压抑创新能力培养与创新人才成长的弊病，需要摈除与革新，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有待建设和发展，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大学办学模式的改进与提高要靠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断创新教育理念，长时期辛勤的努力与付出，脚踏实地的工作才能逐步达成。让我们不辜负钱学森先生的期望，担起历史的重任，为杰出人才的涌现和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不懈奋斗！

　　（作者：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