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创新转化为美国的增长

　　美国面临的前景并不光明，经济领导力的构成要素正在流向国外。要扭转这一趋势，需要公共和私营部门通力合作。

　　• James Manyika, Daniel Pacthod, and Michael Park

　　美国的创新优势正在丧失吗？数十年来，国会、晚间新闻和企业的董事会议一直都在争论这个问题。权威人士们总是从国外寻找美国衰弱的征兆，来证明美国正在失去经济优势：从冷战时期的苏联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日本，再到21世纪初的“亚洲四小龙”1。持悲观论调的人总能找到很多惊人的统计数据，例如外国发明家申请的专利数量增加，或者海外毕业的工程师人数增长。

　　这些统计数据确实值得我们警醒。但是，尽管面临着历史性的挑战，美国依然是培育创新的温室。从互联网到大型机服务器，再到新药物，大多数重要创新依然是“美国制造”。

　　那么，这种脱节到底源自何处呢？美国的创新优势之大，已经到了无法逾越的地步吗？在数字时代，是不是专利和工程师的数量已经不再是重要的指标了？或许是吧，不过，我们认为，仅仅看到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和领导地位，已经远远不够了。关键的问题是，美国是否失去了将创新转化为经济领导力的能力？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在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MGI) 最近对生产力和多族裔美国人的作用所做的研究基础之上，我们针对高新技术行业的 CEO 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这些 CEO 领导的公司遍布汽车和能源设备制造以及航空航天和国防设施等领域，这些公司的工程和研发活动非常密集，他们就站在这一争论的风口浪尖上。从与这些公司领导的对话中，再印证我们此前所做的初始研究，我们慢慢揭开了这些警示的真面目。

　　创新可以带来利润并让公司登上头条新闻，但是这只是经济引擎的一部分。英特尔公司的 Andy Grove 曾写道：“美国错误地把对未来的信念都投注到初创公司的力量上。”德国的研究实验室发明了 MP3，但只有依靠美国技术公司的规模化能力才能将这一创新的价值释放出来，从苹果 iPod 到文件共享，再到 iTunes 商店之类的数字媒体供应商，再到其他。这种把基础创新规模化，用第二甚至第三级创新对其进行优化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它对增长和就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这一切，一个国家必须成为尖端技术、市场需求、人才和企业家精神的中心地带。

　　然而，在这几个方面，我们都看到了警报信号。问题已远远不是工作和专利那么简单，而已经深入到了美国经济领导力的核心。我们并没有完整的答案，但我们确信，采取纠正措施已经势在必行。让公共部门增加回馈，进行一次性的税务补贴或者给些零散的政府项目，已经远远不足。单靠美国企业的管理层在董事会里汲汲营营，满脑子每季度的短期业绩，也是不可能的。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要靠全美范围的战略和举国努力。

　　注释：

　　1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

　　实际情况如何？

　　美国真的落后了吗？从某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只有正面信号。这个国家有着鼓励并奖励冒险和企业家精神的商业文化以及法律和资本市场体系。美国一直吸引着全球最优秀的教授和学生，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依然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研发总投入超过日本、中国、德国和韩国之和。

　　但是，在经济领导力的多个方面，美国都出现了清晰的警报信号。

　　尖端技术

　　在先进工业技术领域，例如先进的电池、高速铁路、混合动力汽车、太阳能电板、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和机床等，外国公司和工程师与美国的常常势均力敌，美国甚至有时还要追赶他们的步伐。然而过去，美国一直是新一代技术无可争议的领袖，无论是半导体、IT 还是太空技术。这些领域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一力创造出来的。但是如今，即使是在太空技术这样的领域，美国也要依靠日本、俄罗斯和西欧来帮助自己发射卫星。这个问题比人们常津津乐道的美国人的就业问题更为严重，它关乎经济领导力的核心。没有在尖端技术（还有支持的商业、通讯和实际基础设施）上的卓越成绩，就业问题只是空谈。

　　需求

　　过去几十年，全球需求的组成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入近代以来，居住在北美地区之外的中产阶级人口的比例首次超过50%。同时，对许多新一代工程产品的大量需求并不是来自美国或欧洲客户，而是来自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的客户。从飞机到海上风能发电机组，再到核技术，这些外国客户正在创造市场，他们也有自己的偏好，往往还有具有本地背景的需求。美国公司不能再只针对美国市场设计产品，并寄希望于无需更改就可将其出口到外国市场。

　　人才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研人才是在美国之外培养的，部分是由于美国工程专业的声誉不断下降以及教育系统的落后效应造成的。在回应最近调查2的美国制造企业中，几乎有1/3称自己正承受着一定程度的技术人才短缺。外国实验室越来越雄心勃勃，他们领导着曾经一度是美国公司和大学专属领域的尖端技术研究。

　　企业家精神

　　将上面所有的因素魔术般地粘合在一起的，就是企业家精神。但是我们看到，在美国，人们越来越厌恶进行新冒险时所面临的风险。上一代技术的主要创新者——大型美国企业受到的影响最大。这种风险厌恶行为有一部分是源自公共政策和法规的不确定性，但是也有一部分反映了过去的成功和对未来的短视。许多美国领先的高新技术行业公司的资本回报率稳稳地居于20%到30%的水平之上，这固然是数十年高效生产和独特创新的成果，但也是因为现在的资产投入不断减少。融资进入新产品领域或推进到新地区市场的决策之所以失败，往往就是因为公司担心会摊薄现有的高回报率。更糟糕的是，为了达成短期收益目标，公司往往会将有前途但也有风险的计划推后。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

　　公共政策、私营部门的短视、制造业的离岸外包、不公平的外国补贴，或者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都可以解释上面这些警告信号为什么出现。但不论原因是什么，美国面临的前景并不光明，经济领导力的构成要素正在流向国外。行动已刻不容缓。为美国的创新和增长重新注入活力需要举国努力，公共和私人部门必须精诚合作。我们的研究表明，可以采取一系列的步骤来扭转这一趋势。

　　1. 为未来的尖端行业技术扫平道路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策制定者必须提高公共部门的采购目标，为新一代的技术设定标准。需要政府政策支持的领域包括 (1) 清洁能源，可推行可再生能源的全国标准；(2) 运输，可强制提高汽车的能源效率；以及 (3) 先进复合材料，可通过国防部采购和飞机效率标准予以支持。

　　私营部门必须放下对知识产权和协作的偏执思想。美国在半导体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部分要归功于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ch），这是一个旨在共享研发成果的行业联盟。其他先进技术行业没有采用这种方式，所以在 IT 行业之外，类似的行业联合数量就很有限。

　　2. 改造基础设施

　　这些国家战略中有一部分需要基础设施升级，以支持在美国进行生产和工程设计，并减少本质上出于善意但会给建设增加成本和时间的繁文缛节和法规。在这方面，必须采取的步骤包括：

　　• 为所选优先发展技术领域的批准流程和标准设定提供快车道，例如加速 LED 灯泡技术、非常规气体提纯和废水标准的审批。

　　• 创建具有选点快速审批机制的制造业开发区。

　　• 为投资制定激励措施，例如对资助本土投资的资金予以税收豁免，将研发抵税跟在美国生产联系起来。

　　• 强调构建“智能基础设施”，例如光纤电缆等。

　　为了让公共政策能配合和支持这些针对基础设施和生产升级的举措，私营部门的领导必须携起手来，传递一个全面的社会价值主张，例如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或改善交通，而不止是提供工作岗位。

　　3. 吸引和留住人才

　　外国学生在美国大学学成后，政府会通过严格的 H1-B3政策把他们从这个国家赶走。此后，他们创建或供职的企业就会成为美国公司未来的竞争对手，而美国却面临着工程人才垂垂老矣的窘境。针对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的步骤包括：

　　• 简化绿卡申请流程，增加 H1-B 签证的数量——现在这种签证的数额限定在6.5万，而2003年时曾高达19.5万。

　　• 多方努力，扩展像美国劳工部的高成长职业培训计划 (High Growth Job Training Initiative) 这样的举措，这一举措针对14个关键行业，投资于劳动队伍的建设4。

　　• 恢复私营部门培训、发展和留住现有的工程人员的努力。

　　4. 为美国大公司重新注入企业家精神的活力

　　小型创意公司迅速扩展，成长为大规模创新的大型企业，这是美国领导力的标志。国家应该继续鼓励这种模式，也应该有越来越多的大公司高管采纳这种模式。我们许多最大、最成功的工业客户对待长期投资过于谨慎了，他们常常用短期财务业绩指标来衡量长期投资。高管必须修正华尔街的那种从每季度财务业绩出发的思维模式，帮助这些公司做出大胆而又谨慎的决策，取得像过去那样的辉煌成就。

　　我们相信，美国能够发掘出自己的创新和增长潜力。这个国家拥有无可否认的自然优势，但是，其他国家正在尖端技术、需求、人才和企业家精神慢慢赶超，而美国却似乎正从这场竞争中退出。为了扭转这种趋势，公共和私营部门必须携手共进。

　　作者简介：

　　James Manyika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也是麦肯锡旧金山分公司资深董事；Daniel Pacthod是麦肯锡纽约分公司资深董事，Michael Park是该分公司董事。

　　注释：

　　2人员和利润：变化之时——2009年制造行业人员管理实践调查，由德勤、甲骨文和制造业研究所等机构主办。

　　3一种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国国民的非移民签证。

　　4请参见www.doleta.gov/brg/jobtraininitiat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