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主创新是开放的创新

　　

    坚定不移谋创新之二

　　2010年，“自主创新”成为中美政治经济领域关注的焦点。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我国政府秉持的自主创新战略成为美方质疑和批评的焦点，美国高官也对中国各级部门提出的“自主创新”政策表示“关切”。与此同时，美国商会的一份分析报告也将矛头直指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是否放慢我国对外开放的脚步，贸易保护主义是否抬头……由此引发了国外舆论的种种猜测和质疑。为此，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请他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

　　“很难想象，离了开放，何谈创新”

　　科技日报：很多外国人一提到中国的自主创新，总认为自主是排他的、封闭的，与开放是矛盾的。

　　薛澜：不能否认，真正的创新确实需要自主。因为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它们通过什么方式把好的想法变成产品、怎样进行研发、如何开发和使用专利等等，都是企业根据市场环境自主做出的选择。但在科技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自主创新”又必须是开放的。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制定之初，专家也有争论，但最终规划还是明确提出自主创新的政策。这是基于当时我国科技经济发展整体状况做出的一个判断。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很大程度上是从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起步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技术水平不高，主要从事加工贸易出口，各地的开发区、高新区也是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不可否认，在当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这种特定模式对中国经济起到推动作用。但也致使中国的企业形成了一种技术依赖的惯性，以原始设备制造（OEM）、装配贴牌等作为稳定的获利方式和经营模式，再加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造成了我国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基本依赖进口。

　　处于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一般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附加值低、利润薄。这不是中国工业化的最终目标，只是工业化过程的一个阶段。提出自主创新就是要鼓励引导部分企业跳出这种模式，主动开发产品适应市场需求，让它们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 

　　特别是在今天，全球金融危机的外部压力和基础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的压力，已经成为“倒逼”中国企业转变发展方式的动力。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个大的导向并没有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在今天的环境下，创新一定是开放的，没有哪个企业、哪个国家能够关门创新。离了开放，何谈创新。创新全球化是中国自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产生对自主创新的误解有字面翻译的问题，如用“Self innovation”、“independent innovation”，容易让外国人将自主创新理解为完全自我地、排他地、独立地创新。我个人倾向于indigenous innovation这个译法。这需要进一步解释、沟通和交流，消除误解。

　　科技日报：对中国自主创新的攻击，仅仅是源于翻译或理解上的偏差吗？还是一种借口、手段或者战略的需要？中国的成长和崛起，必将引起别国的警惕。

　　薛澜：是的，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国外也有各种担心，并出台一些分析报告，对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进行不恰当的解读。如：把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理解为中国鼓励企业去偷技术；把鼓励自主创新看成中国要进行市场垄断和封锁，把外国企业排斥出去等等。这些不实的解析，不排除有迎合国外政治情绪的色彩。

　　科技日报：实际上，长期以来我们对外资企业实行的是超国民待遇，比如，外国企业在中国进口设备可以免税，外资企业所得税在中国享受减免等优惠政策。当我们逐渐调整政策时，长期享受优惠条件的外资企业，自身是不是反而不适应这种“平民”身份了？

　　薛澜：的确是这样。我们的地方政府一直是很欢迎外资企业的，并给予各种优惠条件。其实，在中国最受压抑的是本土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它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的经济格局，国内相关政策最近几年逐步调整，日渐公平，当外资企业已对超国民待遇习以为常时，要逐渐解除特殊优惠条件，他们肯定会不适应，也会对一些政策问题敏感甚至反应激烈。这可以理解，关键需要我们加强沟通。最近国家领导人和相关政府部门也对我国相应的政策做出了进一步的澄清，就是为了缓解这种担心。因为，中国今后的创新与发展都继续需要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种企业的努力。

　　中国正在成为创新的沃土

　　科技日报：您刚才提到一个论断，创新全球化是中国自主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何以见得？

　　薛澜：2009年我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居世界第2位，发明专利的授权量居世界第4位。这说明我国自主创新的政策导向正在发挥作用，而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开放合作的结果。例如，中国和美国在科学研究方面有着非常广泛的合作。1978年—2007年，中美合著科技论文累计达到55620篇，每年中美合著科技论文占中国SCI国际科技论文的比例居各合著国别之首，30年年平均比例达到8.51%。与其它国家的科学研究合作中国际合作论文数量一直在攀升。

　　科技日报：开展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可能更容易达成共识，可一旦涉及到经济，就必然涉及到利益。现在国外有一种“中国投资环境恶化论”的批评，而有人认为“投资环境恶化”正是自主创新的结果。您如何看？

　　薛澜：当今经济全球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产业研发的全球化，这是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大势所趋，不可逆转。而中国恰恰是产业研发国际化最重要的舞台之一。跨国公司最会判断市场机遇和环境。如果中国没有强调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环境，如果中国没有良好的创新基础设施和优秀的科技人才，跨国公司绝不会轻易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近年来，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中国政府致力于改善创新环境，出台了金融、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激励中国境内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促进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创新活动。我想举一组数据。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产业研发投入2000年达到中国产业研发投入的20.5%，2004年达到27.1%，上海的产业研发投入中，超过3/4都来自外资企业。2004年至2005年间，超过一半的主要跨国公司都在中国和印度设立了研发中心。据统计，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发展迅速，2001年少于200家，2005年是750家，2010年已经达到3300家。这些数据应该足以说明问题。

　　国外有些政客比较喜欢攻击中国的贸易问题，因为这样容易在本国政治上得分。我还是想以一组数据举例：分析中国与美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根据美国海关的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在高技术产品（ATP，Advanced Technology Product）领域中对美国产生了410—490亿美元的顺差。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对美国的高技术产品顺差超过95%来自加工贸易，而这些顺差超过90%都是由外资企业产生的，因此，可以说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全球化的产物，而经济全球化的主角——全球主要的跨国公司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获益者。

　　从科学论文、研发活动和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分析得出，中国自主创新的过程是国际合作与开放的过程，也是国际科技界和各国企业共同分享收益的过程。有些无谓的指责与事实并不吻合，如果把这些误解和错觉上升到政治层面，就把问题弄复杂了。

　　从政策的宣示到执行，还需要探索和积累经验

　　科技日报：国外一些舆论质疑的焦点，往往具体落实到自主创新政策。而这个问题争论的核心是，这些支持自主创新的政策是否体现了非歧视的原则？

　　薛澜：推动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践起来非常困难。我国科技体制改革长期针对的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但是通过什么政策推动企业（包括大型国企、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自主创新，还是一个全新的命题，政府经验不足。运用哪种政策工具更合适，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中国的科技管理部门以前比较多的是设立各种科技计划来推动创新，现在政府希望通过一些影响面广的普适性的优惠政策，如税收抵扣、自主创新产品认定等来帮助扶持企业。自主创新产品认定政策的原因之一就是希望能够逐渐扭转政府采购中的一种惯性——为了免责，在无差异的同等条件下，更愿意优先使用国外的知名品牌的成熟产品。但任何新产品出来必须有逐渐试用、改进的过程，所以出台这些政策的本意是扶持自主创新企业的新产品，增强市场的竞争活力。

　　可是，政策从宣示到具体执行有个过程。因为这不单单是科技管理部门能够解决，还需要协调各部委的工作。同时，政策也可能存在一些问题，如优惠政策实施量化标准的适用性，是否与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全球管理专利技术的体制和组织架构冲突，不同部门产业政策是否存在矛盾。这都需要进一步探索，要保持相关政策的连贯性、透明性和执行的低成本。比如说，在政策出台之前，广泛征求不同群体的意见，进行相关法律规则的审查，让政策的具体条文符合WTO规则等等。

　　总体来说，对自主创新概念的理解已经是非常广义的了，包含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其次，即使是跨国公司，只要产品是在中国本土创新的，也算自主创新。这应当可以消除外资企业的顾虑。

　　科技日报：其实，各个国家都支持本土创新和企业创新，优先选用本国先进产品也都是通例，为什么我国的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遭受到舆论压力。能谈谈国外的做法吗？

　　薛澜：不同国家在其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创新政策的手段不同，日本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时，采取的反向工程和限制专利许可费的上限等，这些在当时执行的政策从现在的角度看就有问题了；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比较强调自主积极性，对外资高度限制，如果按照今天的WTO规则也许会有问题；美国上个世纪80年代感到日本的竞争，成立半导体技术联盟，与日本抗争，从而保持技术统治。美国航空制造业、计算机、半导体和集成电路等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政府政策如政府采购给予了第一推动力。

　　对于这些政策利弊对错的判断需要根据这些政策产生的具体经济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来分析。同样，对于中国在有效的创新政策方面的探索，也应该在更好地了解这些政策的背景后再下结论。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创新是非常开放的，创新环境也在不断改善，为外资提供了巨大的利润机会和市场空间。中国政府推动中国企业（包括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转变发展模式，加强创新能力，从长远来说对国际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是有利的。不能刻板地按照发达国家今天发展的情况，轻易地把中国政府推动创新的政策空间完全限制掉。中国政府也应该积极总结分析各种政策工具的利弊，提高推动创新政策的效率。

　　政策和机制仍需加强沟通

　　科技日报：那么，面对种种分歧，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薛澜：作为中美创新对话机制的发展，我建议双方今后设立联合研究小组，就双方关心的问题加强交流沟通，对双方创新体系，创新实践和相关政策开展合作研究，并向创新对话会提交报告。促进中美合作潜力开发，需要加强对话，增进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之间的理解。

　　科技日报：最后，您觉得我国在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方面，有什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薛澜：我认为，现在中国最需要做的是，首先，在国内让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真正在一个公平合理的环境下创新和竞争，现在的实际情况是，市场的环境对它们的创新大多是不利的，尽管中小企业创新的效率比大中型国有企业高得多。其次，就是要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争取空间，争取公平的待遇，帮助它们解决在贸易、并购等过程中受到的各种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