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人”的位置在哪里？

　　背景与缘起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命题,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事实上,二战以来,人类发展理念已经历了由物到人的重要转变。尤其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社会问题、资源环境问题特别是人的发展问题逐步凸显,各国的发展理念越来越多地有了人文关怀,开始把人类自身的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1990年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并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进入新世纪以来,许多国家的学者和政府领导都高度重视把发展的目标从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到人类发展上来,从对财富增长的关注,转变到对人本身的关注。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一场重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人”的位置在哪里?或者说,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此，我们特别邀请了京、沪、宁三地相关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聚于南京紫金山麓，就此话题展开深入交流和探讨。

　　特邀嘉宾:常修泽: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博导

　　许崇正: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刘铮:上海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博导

　　主持人:本报记者孙明泉

　　

　　常修泽

　　

　　许崇正

　　

　　刘铮

　　在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应当重视人的发展,从“单向度的增长主义”到“以人的发展为导向”

　　主持人:感谢常修泽教授、许崇正教授和刘铮教授百忙中拨冗前来参与讨论,也感谢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美丽的紫金山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讨论场所。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人”的因素处在一个什么位置上,为什么要促进人的发展?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实的着力点或可操作的举措在哪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理论建构上,中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应该深化哪些方面的研究?当然,各位老师也可以由这个主题进一步延伸开来。

　　常修泽:我认为,光明日报理论部组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人的发展”这样一个主题的讨论,在理论上颇有价值,而且从现实角度看也恰逢其时。在我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我个人的观点是,研究制定国家“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时,应该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那么,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人的发展,以及与“人的发展经济学”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这就很值得从一个更深的层面来进行挖掘。

　　主持人:常教授前不久写了一篇内参,专门谈到了“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您为什么把“人的发展”提到了如此高度?

　　常修泽:确切地说,那是一篇内部研究报告,题为《论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报告通过国家发改委的《经济决策参考》上报给了有关部门。文中,我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前边加了一个前缀性的东西，叫作“以人的发展为导向”。为什么要强调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目前在讨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似乎仍然存在着一种“单向度的增长主义”这样一个倾向。就是说,传统的以追求速度为特征的“GDP中心主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仍有一定影响。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的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样一个命题,很可能难以达到预想的结果。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提出了“以人的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追求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华,也是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价值取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及未来新社会的本质时,提出过一个“基本原则”,即新社会是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具体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9页。我这里提请各位注意的是,马克思用的是“每个人”,是“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而且是“基本原则”。恩格斯在临终之前的一年(1894年)给卡内帕关于《新纪元》创刊号题词的信中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且,恩格斯还特意申明,除了摘出这句话之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由此来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不是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命题呢?我看是可以的。可以说,人的发展是当代人类文明的一种精华,是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念。正因为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因此当前中国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顺应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念。

　　主持人:许教授、刘教授二位有什么补充？

　　许崇正:讨论经济增长方式与人的发展,这个主题非常好,非常重要。在当今的形势下很有迫切性。因为经过改革开放的几十年,应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经济发展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说生态遭到破坏,资源浪费很大,环境污染很严重,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等。我们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也是讲了不少年了,到现在远没有转变过来,现在迫切需要转。经济结构不合理的最主要表现,一是我们现在的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是低端加工业,自主研发的产品和核心技术很少,所以我们的产业结构当中处于低层次企业比较多,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比较多。由于在产业链上我们处于低端,我们企业创造的很多利润都流失到国外去了;二是虽然经济发展了,但是人的素质在下降。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里,人被固定在一个重复机械性手工劳动的岗位上。所以我们经济发展方式当中存在问题应该说都是很严重的,也是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

　　刘铮:在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真正重视人的位置。现在,切实推进发展方式转变,把人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是恰逢其时的。否则，再经过若干年,可能产业升级了,可能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了,但是人没有工作了,失去了基本的生存保障，发展的目的严重错位，那仍是问题。所以,回到马克思当年说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主题上。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给人以重要的位置,这个命题应该成为未来一个时期的导向。

　　以人的发展为导向,是摆脱目前中国现实生活中GDP中心主义惯性运作的理性选择

　　主持人:有人说,人的发展问题很重要,命题是不错,但当今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此时谈人的全面发展是否早了点?

　　常修泽:不错,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尤其是全面发展。但是,不能因为今天难以完全实现,就否认这样一种基本价值取向。理论研究可以提供解决问题的“最优解”,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未必一下子就能实现这样一个最优解,它有一个“操作过程”的问题。但是,一个肩负时代使命的理论工作者的任务是什么?我看有两条:第一,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从理论的高度前瞻性地提出目标值,也就是探索理论“最优解”;第二,在理论“最优解”提出来之后,从现实出发,制定可行的行动方案或方略,促进整个社会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我在新出的《人本体制论》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就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担负的历史使命”。同时,我认为,促进每个人的发展,或者说关注人的自身的发展,也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理念。

　　另外，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来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新需求的第一个特点,是多样性需求。也就是更加丰富多彩,不会仅仅局限于原来意义上的吃饱穿暖的需求。第二个特点,是升级性需求,需求的级次更高。第三是公平性的需求。第四是可持续性的需求。如果说在生存性阶段,因偏重解决温饱问题,强调GDP指标还有一定的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到了以追求人自身发展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我认为应有新的思维,新的理念,新的指标。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指标特别值得重视,就是“人类发展指数”,缩写为HDI。该指数是由三个子系统构成的,第一个子系统是人类健康分指数,主要用预期寿命指标。请注意,它是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的。第二个子系统是教育分指数。教育是人的自身发展的一个机制,通过教育提高人的自身素质和价值。第三个子系统是人均国民收入分指数。请注意,不是用总的国民收入而是用人均国民收入。这三个子系统构成人类发展指数。不可否认这个指数也有一定缺陷,比如没有反映环境状况,没有反映人们之间收入不平衡的状况,也没有反映贫困程度等等。但是我认为,HDI指标与GDP指标相比,相对科学一些。如果以GDP挂帅,那么,各地都追求GDP;如果真的转向人类发展指数,用HDI指标考核,那么,各地也会相应追求人的健康、人的教育、人的收入。

　　主持人:南京师大的许崇正教授多年来从事“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还有一个学术团队。那么,许教授,您有什么看法?

　　许崇正:我认为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从过去单纯依靠物质的增长转向依靠科技创新、科技进步,依靠人的智慧、人的创造力和人的素质的发展,也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上来,通过人的发展、科技创新来取得效益,取得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很多论述应该说我们过去重视不够和关注不够。其实，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本论》当中有很多阐述,他特别明确地提出关于“人自身的生产力”、“智慧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把体现于生产过程中的智慧、知识、科学、思维等等,称为“精神生产力”、“智慧生产力”或“知识形式的生产力”,它与种种“物化生产力”相对应,成为它们赖以形成的诸运动形式本质方面的科学概括,即成为“一般生产力”。

　　主持人: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或者说,在当今时代背景下,我们如何在转变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也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许崇正:我有这样几个看法。第一,我们一定要把单纯GDP的增长这个指标淡化,要有新的考核指标体系。这种新的指标体系,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核心位置。第二,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必须把人的素质的发展特别是人的创造力的发展,提到重要的高度上来。再有一个方面,我觉得我们目前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之联系的收入分配的模式要进行很好的改革。收入差距太大,不利于人的发展。要对高薪阶层进行限制,把低收入者的工资提上去,要解决普通工人和农民工的收入问题。

　　刘铮: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点在哪儿?根据这些年的研究,我觉得着力点就在于制度创新。我们原先所有的指标全是衡量增长的,这里面没有强调人。要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人放在一定位置上,原先的一些相关制度就要改变。通过制度的约束、规范和稳定作用，实现人的发展从观念到实践的转化。如果不改变的话,人们还会继续追求GDP。衡量官员的政绩是什么,不是看你的经济增长了多少,而是人民生活怎么样,其他还包括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制度。在教育制度上,财政投资制度上,政府的公共产品制度投入上,都应该有所创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与经济发展和生产力发展相伴随的。因为经济发展能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可以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发展需求。但是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人的发展,如果忽视了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就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异化”。

　　许崇正:我补充一点,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扭转我们过去传统的资源配置方式,或者说叫改革我们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模式。就是说在市场配置资源和政府配置资源的同时,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三种配置资源方式来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这非常重要。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自由全面的人,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他们置于共同变化下,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适合他们人类本性的发展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的变换,物质的这么一种交易。马克思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讲人的全面发展怎么配置资源。

　　常修泽:马克思这句话很深刻,两个“最”,一个“本性”,就是在最适合于和最无愧于人类的本性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切实站在“人”自身角度研究问题的彻底的“人本观”。

　　刘铮: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个过程中的确应该把人放在重要位置。作为一个导向,应该成为“十二五”发展规划中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人放在重要位置上，并由“十二五”规划确定下来，对未来一个时期的工作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如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我们提出了新的理论需求,期望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以切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要实现这样一个战略转变,对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怎样的新要求?

　　刘铮: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伟大导师马克思已指明了方向,提出了任务,我们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进一步细化和丰富它。怎么样去丰富这个理论,要是作为一个经济学的体系来讲,首先确定研究对象,无疑就是人,人的发展,就是说人的经济学的一个研究对象和人的发展,然后是结构、体系、框架。人的发展目标应该有生存、自尊、自由,从这几个方面去研究,这就是属于目标。这样建构起来的人的经济学可能对未来发展确实具有重大意义。就是说,把人放在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位置,不是我们无病呻吟，而是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终极目的的理性回归。

　　常修泽:理论工作者应该用理论创新的方式为人类文明作出贡献——哪怕是个“小工”的绵薄之力。我在《产权人本共进论》一书的前言里面,引用了十七世纪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的思想家约翰•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的一句名言:“这个时代既然产生了许多大师……因此我们只当一个小工,来扫除地基,来清理知识之路上所堆的垃圾,那就够野心勃勃了。”我想,如果我也能当“一个小工”,能为“人本经济学”或“人的发展经济学”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主持人:在关于促进人的发展理论研究方面,常教授写过三本书,构筑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许教授也做了多年的探索,也有自己的著述。但二位老师的观点好像不尽相同。

　　常修泽:我认为，任何一门学科要建立起来,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范畴。核心范畴是第一位的。那么,我的核心范畴是什么?五个字,“人本实质论”。为什么我要以此作为核心范畴?因为在中国,“人本工具论”的思想根深蒂固。最早提出“以人为本”四个字的,是两千多年前齐国的宰相管仲,他率先提出“以人为本”,讲得很深刻,但是他有一个在我看来是致命的弱点。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他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意思是说,齐王要称霸吗,必须以人为本,要对老百姓好一点。由此看来,他的以人为本之“始”(出发点)是为了称霸。这种观点不可取,但它现在依然是根深蒂固,有些地方也讲要对老百姓好,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这是“人本工具论”。马克思不这么认为,他讲要追求每个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而且落实到“每一个人”。所以,有两种不同的“人本”。今天,我们构造人的发展经济学,到底是什么样的“以人为本”?这一点一定要辩论清楚。我主张用“人本实质论”,就是人本问题的实质是每个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人本工具论”。

　　接下，理论体系分析的出发点是什么?我的观点是“人的三层含义论”。第一层含义,横向上全体人,要有着眼于全体公民的思维。每一个人都要有尊严。曾流行所谓“让多数人共享发展成果”,我认为不妥,应提“让全体人共享发展成果”。第二层含义是纵向上“多代人”或者说是“跨代人”,一定要代际公平。我们现在强调的公平,包括分配公平,更多还是这一代人之间的公平问题。但如果我们把资源耗费了,把环境污染了,对子孙公平吗?代际公平吗?所以我强调“多代人”。第三层是“多需人”。物质、精神、生命健康和政治社会的参与度,其中,政治上的需求主要体现在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方面。总之,我说人的三层含义论,九个字,“全体人、多代人、多需人”。

　　许崇正:我认为,我们用“人本经济学”这个内涵不确切,有过时的或是错误的倾向在里面,因为人本经济学来源于西方的福利经济学,是由福利经济学家提出并建立的人本经济学,根源是福利经济学,追求的是一种物质的福利,物质的幸福,物质的享受。从理论渊源来看,哲学上是人本主义哲学,经济学上是福利经济学。因此我主张在中国不用“人本经济学,”而是主张要建立一个“人的发展经济学”。

　　常修泽:我只回应一句,就是我为什么用“人本经济学”这个范畴。我是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审视人的发展。就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这个大的体系里,看人的发展到底处于什么地位。我1986年在课题申请报告里说了一句话,就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前面的“人”与后面的“本”组合起来称为“人本”。这里的“人本”与西方的福利经济学不同,我不是从那儿引进来的。

　　许崇正:“人本经济学”在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是找不到的。马克思一直强调和论述的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马克思那里,人本主义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二者之间有着本质和根本的区别。这是第一点。第二,大家都知道“人本经济学”的本意是福利经济学。人本经济学虽然也把人放在研究的中心位置,但主要是研究人的需要、特别是人的物质需要,由此引申到围绕人的福利、人的快乐而产生的经济活动。我认为,人本经济学仍然未能跳出传统经济学围绕物质财富增长的怪圈。而“人的发展经济学”是对人与经济的关系及其运动的研究,主要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对经济影响的规律为研究中心。因此,人的发展经济学与人本经济学也有着根本不同的研究对象,二者同样有着本质的、重大的区别。人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必然)也研究人的需要、人的福利的增进、人的快乐,但是最主要研究的是人的自由发展的需要,人的自由发展的福利,人的自由发展的快乐,及它们对经济发展及其运行的影响和调节。这就是说,人的发展经济学相对人本经济学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经济学。它们虽然共同都是以人为研究中心,但是在研究层次和境界上有根本的不同。

　　常修泽:我不同意。综观天下,称“人本经济学”的,版本并不一样,我这个版本的人本经济学有其特定涵义。从根本上来说,与许老师称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似乎并无实质上的二致。既然实质上并无二致,我为什么执拗地用“人本经济学”?差别在哪儿?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面”和“点”的关系问题,或者“宏观”与“微观”的关系问题。我把每个人的发展看成是一个个的“点”,努力寻求“点”上的突破。如何在“点”上突破的基础上从宏观角度“促进”每个人能够自由发展?这是我重点研究的问题。这也许与我在宏观经济研究机构研究养成的习惯有关。我是侧重从战略而不是战术角度、从宏观而不是从微观角度研究问题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中没有对人的需求层次具体分析的原因。

　　许崇正:我认为名称不一,会造成混乱。

　　常修泽:可以“百花齐放”嘛。就人的发展学说本身而言,我认为许老师提出的“人的发展经济学”和我提出的“人本经济学”,可以同时存在。

　　主持人:我想请刘教授说说,你更倾向于使用哪个名称?

　　刘铮:刚才听了两位教授的发言,应该说各有特色。我主张各自应在坚持自己理论主张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理论是没有穷尽的，因为生活之树常青。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的人的发展理论体系的创建和不断发展，将为人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可以百家争鸣，也希望由此有更多的人加入这个研究队伍,使整个理论研究不断向前推进。

　　主持人: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讨论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我们提供的环境优美的讨论场所。报纸版面有限,我们可能无法把各位学者这方面的深度阐述在同一个版面里充分展开,但我们期望就此开个头，以期这个问题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吸引更多人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