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模式下可以找到一条全面协调的可持续之路

　　记者：现在中国发展的速度很快，但同时生态环境面临的压力也很大。十七大报告里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但从目前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进程来看，似乎还没有完全从西方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走出来，这就很难避免对资源与环境的进一步破坏。我们能否同时实现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这两个有冲突的目标？

　　牛文元：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要先讲得宏观一点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走的道路，是一条既不同于前苏联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西方鼓吹自由式经济的学者，将自由市场看作至高无上的，但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中，发生了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导致全球发展遭遇重大打击。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中国发展选择的道路应该怎么走？

　　2004年，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编者加）曾提出“北京共识”，这在国际和国内都引发了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存不存在？如果存在，能否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从2004年至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有。与“华盛顿共识”相比，雷默的“北京共识”有其可取之处，但并没有把中国发展最本质的东西提出来。我本人赞成中国模式。现在所有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现象，或者说不能完全解释中国现象，只能解释某一部分或某个侧面。我认为，无论是叫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或者中国特色都可以，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总结出自己独特的道路。其核心是：既不走原有计划经济的道路，也不走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而是把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在政府主导下，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发展红利”以及充分调动资源优势、达到整体效益最大化的道路。所以，中国可以连续30年以9.5%左右的平均速度发展，实现从原来的几千亿到现在的超过31万亿人民币的财富积累。预计这种高速度至少还可以维持20年。这里我指的“高速度”是指年平均增长率达到6%以上，这也就是说，中国将在半个世纪内，以高速、高效、又好又快和明显的国力强势呈现在世人面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日本没有、美国也没有。那么为什么中国可以？由此可以直观地联想到必然有一个中国模式在起作用，虽然这个中国模式目前还不完善，还不成熟，但我们必须讲，中国模式应当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它还在不断深入、提炼、完善和成熟的过程中。

　　牛文元：那么，接下来就涉及到，中国模式为什么会产生？第一，中国模式在中国的出现有其必然性。表现在，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要反思过去各个文明阶段，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尤其是工业文明的优势和缺陷。这种反思的结果就是，既要吸取各个文明时期的优点，同时要摒弃其不足，最终形成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生态文明等一系列指导中国发展的总思路，是站在历史高度对人类文明反思的结果。

　　第二，中国模式是世界发展的时空映射。对比世界发展的各种选择，有选择西方的、传统的，也有选择完全计划的。从各种选择和道路中，我们会选择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同时又带有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的道路。

　　这两个方面，纵向的历史过程和平面的各个国家，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就促使人们产生新思路、新想法，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的基本依据。

　　第三，中国模式是对中国传统的萃取。我们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经济、哲学、人生、社会等文明精华的传承，对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绿色发展的思考也必然融入到我们现在对发展的认识中。

　　第四，中国模式还建立在中国渐进式的积累上。我们知道，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注重实践、注重总结、注重自我修复、注重在实践和总结中不断寻求最优模式。就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对真理的发现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就像走迷宫一样，最后总要到达成功的顶点。

　　记者：您讲了，中国模式吸取了苏联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的优点，摒弃了各自的致命之处。这种吸取与摒弃，其他国家也可以做到，之所以叫中国模式，必然有其独特的东西。那么中国模式或者说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都表现在哪些方面？

　　牛文元：这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总是在追求“自然、经济、社会、政治”这个复杂系统运行效益的最大化。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总是照顾到这四个方面的关联，不片面或者单一地追求某些东西，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之所以对所有方面能都起到纲领性作用，恰是因为注重综合考虑。

　　记者：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在中国模式之下，有可能找到一条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解决生态问题的新路。

　　牛文元：可以这样理解。追求“自然、经济、社会、政治”这个复杂系统运行效益的最大化，这里面就包括了自然，也就是生态问题。可以说，这就回答了你问到的生态文明与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第二个表现是，中国总是将宏观、微观的“二律背反”变成“二元归一”。宏观、微观由于角度不同，适合宏观的不一定适合微观，反之亦然，但二者实际上不能分开。“二元归一”就是指不能孤立地看宏观应如何，微观应如何，而是结合在一起，寻求二者的结合点、平衡点、临界点。

　　第三，自我学习、自我创新的内生动力。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建党至今，一直在不断学习、不断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她能够总结前人的和自己的经验教训、不断创新自己的路线方针，这是极富活力的凤凰涅磐。所以说，学习型政党、学习型政府、学习型社会，能够产生综合效益最大化的动力。中央政治局之所以一直坚持要将学习变成制度，就是由于学习能促进自我创新、自我反省，不断给自己新生的力量。

　　第四，中国模式总是把改革、发展、稳定作为三角联动。有些地方，发展了不顾稳定，或发展了不去改革，都是不应该的。这三者联动的实质就是萃取了发展理论的三大基本元素：寻求发展动力、维系发展质量、实现发展公平。所以说，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的“三角联动”，很不容易，也是中国模式内涵中非常好的体现。

　　第五，中国模式始终把效率、公平摆在黄金分割的位置。效率和公平二者就像走钢丝，过分注重效率就牺牲了公平，反之也如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求一个黄金分割点，并始终把握好，这肯定是中国模式的又一应有之义。

　　五大挑战决定了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记者：中国发展到今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矛盾和问题。您前面说，中国模式还不完善、不成熟。那么，要应对充满问题和挑战的未来，中国模式还需要继续探索和创新吧。

　　牛文元：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尚未十全十美，还需要不断更新，使其完备。这些年来，中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未来也面临五个重大问题，或说五大挑战：一、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还在迅猛向前，估计可以再持续20年，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始终持续保持高速增长。这对我们是个挑战。二、中国要供应世界1/5人口的基础民生问题，包括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环保、食品药品安全等。中国有330万个自然村，62万个行政村，3.2万个乡，2.4万个建制镇，80717个社区，660个城市，要使居住在其中的所有成员都享受发展成果，都得到民生保障，是个巨大的挑战。三、中国是世界上资源消耗的大国之一，包括能源、水、土地、矿产等。四、中国是世界上环境污染的大国之一。五、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中国也是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家。中国既要关注本国发展，又负有世界责任，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必须要选择新的道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记者：选择一条怎样的道路？

　　牛文元：2003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给中国发展的方向、道路、战略找到了新的灵魂。这个战略的实施，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三个最基本的任务是：

　　第一，转变发展方式。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为代价换来的发展绝不是中国模式，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定要转变。简言之，就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的发展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应对未来的严峻挑战。这里有一组数据，据世界银行测算，20世纪自1900至2000的100年中，人类大约共消耗2640亿吨石油和天然气，1450亿吨煤炭，380亿吨钢铁，7.6亿吨铝，4.8亿吨铜。而本世纪，预计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和财富积聚将是20世纪的3～4倍，如果仍然按照传统发展方式，恐怕要3到4个地球的资源才能供应得上。地球本身资源供应和承受的能力都将不堪重负。

　　第二，要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得调整结构。系统学原理中，核心就是通过调整结构，达到优化功能，这应用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上也是一样。要通过结构调整，达到方式转变。现在谈调整结构，有的人就理解为只是产业结构调整，这是狭义的、不全面的。结构调整包括的内容是全方位的：

　　其一，空间结构调整：战略布局，什么地方发展什么最好、最具优势。比如深圳、浦东、滨海新区等的选择就具有这种考虑。当然这个战略布局不是拍脑袋，也不是用计划管死，而是充分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后，从客观实际当中寻求规律的基础上来制定规划，比如要考虑区位度、开发度、开放度，要考虑政治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要进行比较优势的反复论证等，与单纯计划不同。

　　其二，发展结构调整：出口、需求、投资是发展的三驾马车。当前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其拉动经济的比例仅为35%，如果这一比例能超过50%，那么世界经济任何风云变幻对中国的影响就不可能是致命的了。

　　其三，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将研发、创新的投入向低污染、高收益的产业倾斜，包括低碳产业、绿色产业、环保产业、循环经济产业等。

　　其四，能源结构调整：现在主要靠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中国92%的一次性能源都是使用的高含碳量能源，这对环境的污染很严重。所以要发展新型能源，如风能、太阳能、核能、水能、生物质能等。如果将现在石油天然气煤炭所占92%的比例降到未来的60%，则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当然，这是要分阶段的，到2020年，慢慢让新能源、清洁能源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其五，人力资本结构调整：三百六十行都要有状元，类似的高级技工缺失问题等需要解决，人力资本结构需要平衡。

　　其六，社会结构调整：要扩大中产阶层，让贫穷的越来越少，过富的人也不要太多，百分之七八十为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变成橄榄型，这样人们的利益诉求就比较一致了，有利于社会公平、社会和谐。其他方面的结构调整还有很多。总而言之，是用调结构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三，一系列制度保障。制度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上的、管理上的、具体产业上的，包括政策制定、战略选择以及这个过程中的方方面面，逐渐形成一种规范的、符合科学内涵的制度建设，为发展方式的转变作好政策供应。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一脉相承

　　记者：您作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大家，请您谈谈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牛文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共同核心可以表达为：把握两条主线、体现三大元素、做到三度协调。所谓两条主线，一是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即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有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二是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达到公平、正义、机会平等、共建共享的社会和谐。所谓三大元素，一是努力寻求“发展动力”；二是始终维系“发展质量”；三是坚持实现“发展公平”。所谓三度协调是指“发展度、协调度、持续度”的统筹思考。

　　生态文明是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要求或者目标，它蕴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生态理念就是要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和自然取得和谐、共进、协同。二是体现维持生态服务的生态功能。我们不能为生产牺牲生态功能，牺牲生态服务。三是发扬共生、循环、高效、再生、简约的生态精神。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希望提出三个最基本的要领：

　　第一，生态文明内涵要达到认识上的“生态伦理”。具体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从决策者到广大社会公众，都要有理性的认识。在不同时间、阶段和发展规模上，都要保持和自然界之间的平衡。不能逾越自然承载力之外，做不理性、愚蠢的事情。如果这个观念和认识问题不解决，那么推动生态文明的思想基础就不存在了。

　　第二，生态文明实践要重视定量上的“生态标准”。生态文明本身就要求始终维持区域的乃至全球的生态平衡。具体到现实世界中，它要求我们在发展的全过程从源头开始就必须对资源和能源进行节约，在过程当中实现再利用、再循环，使得从源头、过程一直到末端，都形成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平衡，这也是我们通常讲的发展质量。平衡了，发展质量就高了；如果失去了生态平衡，那么即使发展了，也不是生态文明。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行为上的“生态精神”。生态文明是“整体、有序、循环、协调、共生、高效、简约”等元素的总和，参与人类普世原理所形成的世界观、道德观和发展观，以此去理性规范我们的生产行为、消费行为和社会行为。生态文明是最大程度获取“可持续能力”与“发展红利”的必然选择。

　　我们用“生态伦理、生态标准、生态精神”这三个基本要素概括生态文明对于社会发展，对于每个人的发展的价值与作用，这样就可以体现出生态文明的具体落实，必将成为社会前进的物质支柱与精神支柱。

　　总的来说，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的外在体现与实证图式，生态文明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与哲学归纳。而科学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的结晶与升华，在本质上是共通的，均是在人类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上智慧的高度凝练。

　　记者：虽然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都是政府大力提倡的，但很多地方为了发展经济，创出政绩，对生态建设常常是忽视的或者是置若罔闻的。

　　牛文元：具体到生态环境问题上，对地方政府而言，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这两个目标往往不容易达到一致，因此生态建设十分容易被忽略。由于经济建设在一两年的短期内即可见效，社会建设要在五到十年的中期内方能见效，而生态建设通常涉及十到二十年以后的长期内才会见效。三者是不同步的。经济建设，只要投入，很快就会出政绩，但对生态破坏的恢复、生态恶化的反应来说就相对滞后，不会马上反映出来，这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原因。再加上官员的任期较短，做出成绩来就升迁了，环境问题遗留给下任了，也会折射出人文的缺憾。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生态问题是一个积累性的问题，打个比方说，如同加在骆驼身上的稻草，可能加很多都没事，但积累到最后，一根稻草就使它倒下了。所以我们强调，从决策者到社会公众，都要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追求整体效益最大化，不是为某一个局部或者某一个层次的人牟利，而是为更多人、后代人、最大多数的人谋取利益。这就要求在科学发展观的主导下，从理念到行动，直到产生实效，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与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