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要素生产率看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我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核心是要转向要素投入数量的增长率不断下降而生产率的增长率不断提升的发展方式,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虽然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有大量的文献,但大多数的讨论忽视了无效率的情况,先验地假设生产都是在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边界上,从而将全要素生产率等同于技术进步。而且,缺乏对效率的直接测度是对不同发展方式可持续性持有不同看法的根源。例如,在泰国爆发危机之后,克鲁格曼指出亚洲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汗水而不是灵感,来自于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这类似于将东亚经济奇迹总结为“资本积累”和“技术消化”。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将无效率的生产情形考虑到了经济增长分析中,从而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两部分。如图1,

　　x1y1和 x2y2分别表示既定资源或技术约束下的两条生产可能性曲线,IC1与IC2则分别是与之相切于C点和D点的两条无差异曲线。假定A点是技术无效率的生产组合,技术效率的变化则是对生产前沿所处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的赶超,因此,规模效率的变化(A点向B点移动)与配置效率的变化(B点向C点移动)共同决定了技术效率的变化;而技术进步衡量的是经济个体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的创造和使用,表现为曲线从 x1y1向x2y2移动并在D点生产。因此,全面理解经济发展方式及转型,要求我们准确测算规模效率、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

　　那么,生产率变动的动力机制又是什么呢?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过去50多年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绝大多数国家获得了技术效率年均10%以上的增长,而且,技术效率的国别差异也主要是因为经济体在开放度方面的不同。因此,市场化和开放是加速技术效率不断提升、促进经济决策主体不断向“最优生产实践”追赶的引擎。但不少实证研究也同时表明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事实:开放和市场化使得绝大多数国家的技术创新率出现了较为一致性的下降。看来,市场化和开放度与技术效率有正向关系,却与技术进步存在负向关系,它们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同时决定生产率的变化。

　　究其原因,市场是发挥比较优势的装置,为获得更大替代优势的个别分工可以经由市场机制得到深化。个别分工过程是对现有“最优实践”的赶超,表现为向生产可能曲线向外推移。因此,企业规模效率和配置效率都会在既定约束下不断优化,技术效率自然会逐年提升,而且更高的开放度会因为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中配置资源并寻找到可供赶超的“最优实践”而加速技术效率的提升,生产组合也表现为由A点经由B点向C快速移动。

　　但实践中至少发现有两种技术创新与技术效率相互背离的情形。一是无视资源禀赋放弃比较优势的技术进步。假如有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两种非中性技术,且企业在某一时点仅能使用其中一种技术,代表这两种技术的等产量曲线就会交叉。实际上,当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高于这个交点时,劳动密集型企业只有期望会有更高生产率时才会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但发展中国家资源禀赋所决定的相对价格往往处在该交点之下,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反而会降低生产率;二是对某种特定要素补贴促进的技术进步。如图2,

　　创新可能性曲线IPC表示了包括由等产量曲线T1与T2所表示的所有其他可能技术所要求的投入组合边界。C0和C1分别是补贴前和补贴后的要素价格所决定的预算线,补贴促使生产者采用T2代表的技术,并移动到相对于A点是无效率的B点生产,显然,以补贴促进的技术进步会因配置无效率而降低生产率。即使补贴取消后,理性生产者也不会立即从B点移动到A点生产,而是沿着代表现有技术的等产量曲线T2移动到与真实要素相对价格所决定的预算线 C2相切的D点生产,而D点的要素投入组合并没有处于IPC前沿上。看来,全球化进程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同时,试图跳出陷阱的补贴措施又会陷入长久的无效率困境。

　　然而,强调对经济的组织和协调而不是纯粹依赖市场力量时,发挥组织优势就会通过推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分工而非个别分工来最大限度地挖掘互补性技术。强调互补而非替代优势不仅会弱化追求利润的短视行为,而且会不断引致相互耦合的新技术的发现,进而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提升生产率。这是被忽略了的古典发展方式所强调的逻辑。但古典发展模式在加速技术进步的同时,会弱化技术效率。

　　古典发展方式以日本为代表。主要特点是:第一,政府以产业政策来保护和发展本国战略产业和国内市场;第二,以行业协会、卡特尔和企业集团等非市场治理机制协调生产,避免过度竞争;第三,以内生的创新体系为基础进行出口扩张和实现增长;第四,通过“寡占竞争”机制培育国家竞争力;第五,以经济平等促进市民社会形成;第六,相互持股计划和终生雇佣制体现了社会保护要重于帕累托效率的思想。

　　中国模式是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体制,体现在大胆吸引外资、最大程度开放本国市场、积极致力于经济结构升级等,这些保证了中国模式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中的极大优势,也因此迅速提升了经济结构和国际竞争力。中国模式的成功有赖于经济全球化大潮迅速上升的时空条件。特别是以要素分工为基础的全球化极大地减轻了参与国际分工时对发展中国家创新体系的要求,中国只需要以廉价劳动力就可以参与国际分工并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另外,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目的也由攫取资源转为追求生产率和分工经济,因此,中国在没有建成内生的创新机制之前就可以推动出口刺激经济增长;再者,由相互替代转化为相互促进的国际贸易与FDI的关系使利用外资推动外贸成为全球趋势,中国也不会因为FDI而弱化出口。但中国模式的软肋在于,较高的外资占有率、过低的FDI所创造财富的分配份额、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导致的内需乏力、脆弱的金融体系难以担负起将储蓄有效转化为产业资本,以及过度的新古典倾向在强化技术效率的同时也弱化了技术进步等。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融合新古典和古典发展思想,并以此变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中国发展方式转型的钥匙。(作者单位:重庆三峡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