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资源匮乏呼唤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正在编制“十二五”规划。编制好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对于我们抓住国内外前所未有的机遇与应对国内外世所罕见的挑战十分重要。国际国内，国内工作是基础；经济政治文化，经济工作是基础。正确认识国内经济形势，是科学判断我们所处历史方位、科学规划未来的重要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不容置疑的巨大成就。同时，在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一是我们绝不能把新出现的相关情况看得过于严重，对前途丧失信心，甚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必须坚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任何倒退都是没有出路的。二是一定要居安思危，绝不能看不到存在的问题，盲目乐观，拒绝与时俱进。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

　　在未来一些年内，我国所面临的所有新情况、新困难中，可持续发展的七种资源可能出现相对匮乏的情况是最重要、最基础性的。

　　一是土地资源。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6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报告显示，我国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13％，占世界总量的8.4％，人均仅有1.4亩左右。30年来，全国耕地净减少了2亿亩左右。2亿亩左右耕地进入房地产商品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对拉动全国GDP的增长，增加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收入，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如果今后农业科技没有较为重大的进步，就不可能再有较多的耕地资源进入商品领域，否则就会与确保粮食这一战略性资源的安全发生根本性矛盾。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代表政府宣布，要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而且这一指标要坚持到2020年。截止2008年，我国共有耕地18.2574亿亩，守住红线本身的任务相当艰巨。2007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只是恢复到1996年的水平，但人口却增加了一个亿。2020—2030年，我国人口可能达到15—16亿，每年需要粮食5.6到6亿吨，若无大的科技进步，每年我们仅能生产5亿吨左右，但现在国际上每年商品贸易粮不过是2亿吨。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粮食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物品。在我们这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其粮食的生产与供应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

　　二是政府性投入资源。截至2009年10月底，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共有25万多亿。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国债、银行直接贷款，绝大部分已经投贷出去，并且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有的项目回收投资可能需要二三十年时间。政府对经济建设的投资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一资源在今后也会明显减少或受到限制。

　　三是物质资源。过去是肥水快流，个人、集体、国营一起上，对开发资源、推动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也有一些是掠夺性开采。今后，粮食、石油、水、矿产等各种战略性资源都将受到很大制约。我国经济主要是粗放型的增长。据国家发改委统计，2006年，我国GDP总量只占世界GDP总量的5.5%，但消耗的能源占全世界的15%，消耗的钢材占30%，消耗的水泥占54%，我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至4倍；我国主要产品单位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00多倍；我国木材综合利用率只有40%，而林业发达国家的木材综合利用率已达80％。水环境状况严峻。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有2/3供水不足，其中1/6的城市严重缺水，很多河流开发利用率超过国际警戒线的30％。矿产资源短缺。目前，我国除煤炭和建材非金属矿产外，其他矿产已有2/3的国有骨干矿山进入中后期。我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6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为1074立方米，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1.1％和4.3％。2003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七大石油进口国。现在国内石油资源对需求的保证程度仅在50％左右，到2020年，可能只有42％，对外依存度将逐年提高。在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可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仅有21种。

　　四是环境资源。全国七大水系竟有一半河段存在严重污染问题。污染物排放量大，江河湖海污染严重。全国75％的湖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截止2009年，全国尚有3亿左右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前几年，我国污水排放量居世界第一，超过环保标准允许量的68%；二氧化硫排放量也居世界第一，超过环保标准允许量的77%。全国90%以上的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草原退化、沙化和碱化的面积达1.35亿公顷，占草原总面积的1/3，并仍以每年200万公顷的速度增加。大气环境处于严重污染水平。在2003年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严重污染的分别占32％和27％。过去不少地方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现在不仅不能这样做，而且对过去污染的治理需要大量的投入。从1993年起，淮河水污染治理已经进行了16年，各级政府已投入700多亿人民币，但也仅是维持原来污染的程度，没有继续加剧恶化而已。据环保部《2006年中国环保状况报告》披露，淮河2000公里的河段中，78.7%的河段不符合饮用水的标准，79.7%的河段不符合鱼类用水，32%的河段不符合灌溉的标准，10年前淮河还生长60多种鱼类，现在几乎绝迹。如果现在不抓紧防治，10多年后的长江将会成为今天的又一条淮河。

　　五是国际国内市场资源。我国的GDP无非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对国际市场的净出口，亦即外贸。前些年中国进出口增长幅度每年都达30％以上，可以说已充分享受入世好处。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进出口在2004年就已超过1.15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高达70％（世界各主要大国一般在20％左右），国外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中国可以占领的已经基本占领，所以今后我国进出口再继续高速增长的潜力有限。 2008年10月，我国的进出口同比增长17.6%，但到了11月便急速下降9%，12月份总值下降11.1%。2009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下降23.5％。其中出口下降21.8％；进口下降25.4％。二是国内投资。2007年我国投资率仍高达42%以上，消费率降至48%。2009年上半年，我国的投资率达33.5%，如果扣除资源价格下降因素，则为41.2%。这样高的投资率很难维持。三是国内市场中的城乡居民消费。这些年来，我国经济上最大的隐忧就是城乡居民内需相对不足。在初次分配中，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0年占53.4%，2005年下降到41.4%，15年间，下降了12%；近几年还在下降。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劳动报酬都占GDP的60%以上。在我国大陆居民所拥有的金融产品中，20%的富人占有66%，而20%的低收入者只占有1.3%。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城乡居民的购买力是基础。这些年来，出于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考虑，老百姓口袋里有点钱也大都不敢花。尤其有着8亿人口的农村收入明显增长乏力。2009年上半年国内消费仅占15.5%。现在全国有4万亿左右的库存积压。2009年粗钢产量约7亿吨，但市场需求仅为5亿吨左右。供过于求的商品占全部调查商品的比例可能达到70—80%。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是消费最终决定生产，决定GDP。东西卖不出去，谁还敢投资？投资得少，较高的GDP增长率就很难长久地维持。

　　六是劳动力资源。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沿海发达地区绝大多数农民工工资基本上维持在800—1000元左右。丰裕廉价的劳动力支撑了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但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力将很难维持。我国目前未富却已进入准老龄社会，到2015年生产年龄（15—64岁）人员将明显减少。等到“80后”、“90后”进入生产年龄，有的可能要两个人抚养两个孩子、四个老人。此时，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将不复存在。按照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届时我国商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将明显下降。

　　七是外资资源。由于过去以上六种资源相对充裕，加上我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出台了各种鼓励吸引外资的政策，外资进入我国后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我国吸引外资水平继续提升，连续17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与进口均占全国总量的50％以上。外资带来了经济繁荣，使得我国GDP迅速增加。目前，外资进入我国仍会保持一定的额度（仅2009年4—6月，国外“异常资金”进来共有880亿美元），主要一是看准人民币在最近几年内是升值的趋势，这些“异常资金”进来是为了赚取人民币升值的汇差。二是投入和推高我们的房市、股市，“吹大”房市、股市“泡沫”企图赚取暴利。三是收购我们关键行业的国有和民营企业，再包装上市赚钱或直接“做黄”以实现其对我国内消费市场的垄断。四是想占领我们的服务行业，特别是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领域。但是，我们应注意外资进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赚钱，如果三至五年、十年八年之后，上述六个资源都有明显萎缩或受到限制，赚钱难度加大，外资这第七个资源也就可能逐渐乃至大量减少。因此，在近些年内，我们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在特定的条件下外资大规模撤离给我们带来的金融及社会等风险。

　　二

　　以上七种资源带动了房地产、高速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汽车工业和外贸出口四个产业的高速增长，由此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电力、建材等30多个行业的超常规发展。由于以上七种资源的限制，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四个产业可能会变为“夕阳产业”。我们亟需寻求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产业。我们要贯彻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就不能仅从技术经济学、经济运营学的角度考虑问题；预测经济、规划发展也不能仅仅只是关心今年、明年、后年，而应是5年、10年甚至20年，应该有中长期的战略考虑。从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去考虑，如何解决未来一些年内以上七种战略性资源可能相对萎缩的问题呢？必须在“十二五”规划中，高度重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中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据2005年国家统计局经济普查数据第二号公报中披露，我国工业企业投入的研发费用平均仅占销售收入的0.61%。即使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只有1.7%。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仅为万分之三，98.6%的企业没有申请专利。我国科研投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3%，而以色列为4.9%，瑞典是4%，芬兰达到3.9%。以我国企业生产的耐克鞋为例，价格为200美元，外国设计者可得到100美元，品牌商可得90美元，我们的企业所得仅为10美元，工人工资则更是低微。我国生产一台DVD交给外国的专利费是18美元，企业只赚1美元。我国生产的一些产品往往只有2－3％的利润。中国的崛起不能仅靠“汗水工业”、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因此，在制定“十二五”规划中，要高度重视把科学发展中的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贯穿其中，切实加大对教育、科研和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开发等支持力度。对核心技术我们决不排除并要大力引进，但一定要立足自力更生，自主自创；在核心技术这一关键性问题上，越是立足自力更生，就越容易引进先进技术。我们与前些年有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并不缺乏外汇储备。现在利用外资时，一定要“抬高门槛”，高度重视对新技术等的引进。

　　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必须从统筹全国的分配入手，让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收入明显增加。从中长期来说，我们要确保小康社会的全面实现，必须培育消费市场。培育消费市场，最根本的是收入差距不能太大。但目前收入差距还在拉大，而不是缩小。从中长期看，这必然会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我们也应记住，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分配搞不好，最终要制约生产力的发展。所以研究经济学、指导经济工作，不仅要从生产力的角度，更要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和指导。要注重用党的基本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我们的经济工作。邓小平同志在晚年数次提到分配问题。他指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分配的问题大得很。 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早在1996年他就明确指出：“理顺分配关系，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目前分配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直接关系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关系企业发展的后劲，关系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把解决分配领域的问题提到重要日程。”（《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57页）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专门讲了解决分配问题并指出：“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以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又明确指出，“增加城乡劳动者劳动报酬”，“加大国民分配调整力度”。中央强调要高度重视解决分配问题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在具体工作部署中扎扎实实有效地解决分配问题。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不仅会严重影响社会稳定，还会影响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当然，我们也不能一下子把人们的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平均主义的老路。但现在的主要倾向并不是胃口吊得太高或重走老路的问题。我们应该继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能有任何教条主义，而应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当今世界发展的大势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这个根本利益应该是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局、眼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机统一）。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统筹中国整体的长远发展的高度来调整分配政策。

　　从一定意义上讲，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节“收入分配方式”刻不容缓。这“一个转变”和“一个调节”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牛鼻孔”。抓住了这两个“牛鼻孔”，就牵住了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子”，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可能打开新的局面。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