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名家：未来改革期待新动力
2009-11-18 17:20 来源：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
未来改革期待新动力
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迈进历史的节点，前进的脚步仍未有半点迟疑。30年来，我们的改革在不断“试错”中摸索，循序渐进地展开。30年，是可以作稍许评价的时候了。客观而理性地评价过去，有助于审慎而乐观地展望未来，使我们对未来改革的方向和速度增添几分憧憬和把握。
近日，10位经济学家相约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评价与展望“中国改革三十年”，可预见的、将响彻整个2008年的“改革纪念交响曲”从这里奏出了第一个强音。
四大特点，注定了改革的辉煌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曾将改革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归结为三个方面，即财富的增加、人们自由的扩大、对内对外的交流、开放。的确，改革开放30年，每一个中国人，即便不是直接的推动者、参与者，至少也是受益者、见证者。
从1978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从199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0．5％。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GDP增长了近14倍，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承认的。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最终指标中的第一个。
第二个指标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尤其是基本的消费，如粮、棉、布、住房、食用油，有20年没有任何提高。但是在最近30年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个指标是减贫取得的成效。在农村，最基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联合国2003年发布的一个关于减贫的统计表明，世界减贫数量的90％是中国做到的。
正是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理所当然地得到承认和提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也是积极肯定的。他认为，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四个特点，成就了改革的辉煌。
据成思危总结，中国改革，其核心是制度创新。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增添了活力。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此其一。
其二，中国改革是量力而行的。中国改革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办法。根据国力、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经济发展等量力进行的改革，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其三，中国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这都有可能。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能过河，在开始时摸着石头是必要的。当然，在改革取得了成绩之后，我们会有更好的工具。30年改革，我们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逐渐地变化；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最后，中国改革是路径依存的。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样，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可能以后的几步都会受到影响，而如果要退回来的话，因悔棋而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在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做。
如果说作为学者型官员的成思危，对于改革成就的解析尚带有明显的宏观政策烙印，那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则着眼于现实，提出改革成功的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基本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面两项就是改革的内容，后面一项是开放的内容。
基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
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中国改革，不仅应该包括对个人的激励、对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应该包括对政府的激励。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是改革的主线之二。什么是市场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当然，发挥市场的作用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我们采取了双轨制，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它确实起到了有效的或有限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发展市场、培育市场，但是市场的作用仍然是不变的。
基本规律之三是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根据钱颖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之中，开放的力度比改革的力度更大。
经济增长，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三个基本规律形成的强劲推力，将中国经济托向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毋庸讳言，这足以令国人保有长久的自豪。然而，作为一位惯于对数据进行冷静分析和对事实进行冷静观察的经济学家，钱颖一的乐观与大多数人相比是审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讲，并非独一无二！
纵观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最重要的拐点出现在1978年。
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起点是不同的，而且其人均收入和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如果将1978年的中国与1950年的日本、1958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及1962年的韩国放在同一起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
促成中国快速发展的直接因素，也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因素相类似，其中包括宏观的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以及重视基础教育等。
如此说来，发展在同一历史时期也是世界的潮流，中国不过是晚一些赶上了这股潮流而已。对此，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看法与钱颖一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是顺应国际潮流的结果。
结合钱颖一给出的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的对比，陈志武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中国有这样的经历，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早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世界从1950年开始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与整个世界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类似，区别在于达到同等水平中国所花的时间可能更短，是一种更大的趋势。当然，他也特意补充道，这绝对不是要贬低或削弱中国人自身的贡献。
法治，市场经济的生命之基
30年，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起点。在长久地沉浸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欢愉的同时，我们同样自觉接纳着理性的不时敲打---在发展问题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方向抉择，是经济学家始终思考的问题。市场经济，须以法治为根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学家集体表达着对法治的诉求。
吴敬琏向记者表示，法治不仅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离开了非人格化交易，离开了法治，现代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
吴敬琏称，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两头冒尖”，成就巨大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济发展模式并未改变，中国面临经济深层结构内外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蔓延等多重挑战。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第一，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信贷、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有些资源实际上并不是由市场配置，而是由行政机关配置的；第二，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上；一些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最后，资源配置上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很大，市场的力量很小，行政定价与低价政策使要素价格严重扭曲。
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要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其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对此，吴敬琏指出，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因为如果不打破垄断，如果不消除这种行政部门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他强调，要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立法，另一个是司法、执法。
“改革进入到深化和攻坚的阶段，需要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成思危以学者的身份谈道。
尽管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法治和人治之间还存在矛盾和问题。
腐败是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些年来党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还是必须由法治来解决。
成思危提出，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违宪就是最大的违法。这些年来宪法不断地修改，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都写进了宪法。宪法应该是基本完备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作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宪法的权威。
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行政，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是强势的，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为，是非常关键的。只有依法治官实现了，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依法治国。
当然，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此外，茅于轼也将法治问题、舆论监督列为改革开放30年后仍待变革的两个方面。他特意强调，自由、平等是市场制度的基础。
未来的改革需要寻找新动力
能否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是改革前行中的一道坎。而能否处理好集权与分权、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吴敬琏同志讲得很好，行业垄断的改革要进行下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人称“厉股份”的厉以宁坦诚地肯定了这位情谊上的老朋友、学术上的老对手。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也存在着问题，行业垄断很明显，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比较难分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确实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结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经济学家樊纲谈道，虽然在过去平均每年9％至10％的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还是主要的部分，但城市化的因素同样正在起到更大的作用，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在经济体制领域，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使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提高。比如体制因素，樊纲列举着---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们还有多少价格是扭曲的，还有多少被政府管制着。从政府改革来讲，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的是，怎样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资源本来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但“在我们这个制度下都是企业的收入，资源如果溢价的话，价格上涨，这些收入主要应该归国家所有，而在我们的体制下现在都变成了企业的利润”。樊纲建言，“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指资源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分红的，于是在这样一个财税体制下，中国经济学家呼唤新一轮的财税改革。财税改革有很多内容，包括对资源要收租，对资本要分红，然后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樊纲认为，通过政府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财税效率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
去年12月中旬，厉以宁曾向本报记者讲道，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我们前30年的改革基本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如此说来，计划经济就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就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从当下的情势来看，未来的改革正如樊纲所言，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个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还要继续改革，而这些改革也许会更难---未来30年的改革面临的大环境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似乎真的蕴含着势能，虽然它不会必然导致这种发展势头和力量的保有甚至增强，但是它至少可以激发出人们对于持续成功的渴望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种着眼未来的积极的危机感。
“危机可以催生改革，危机感同样可以催生改革”，钱颖一的话将人们的思维由曾经的成就、现实的问题转向未来的改革。显然，危机感可以成为继续改革的起点，但无法充当改革所需的强大动力。
中国改革今后继续发展新动力---这一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引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深思。周其仁坦言，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国际上能与我们相比的国家没有几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
继续改革对经济增长还可以发生革命性的影响，会把中国从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国家，但是“过去30年是危机在推动改革，在这个动力日益削减的情况下，未来改革需要寻找新的动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着说，“我们有时候确实过于沾沾自喜，我觉得还是应该本着穷人过日子的态度。否则，几年之后，我不认为我们还有那么强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显然，张维迎对周其仁的话是赞同的，这种观点同样源于对改革动力的关切。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是人们在30年前没有预测到的，而今后的30年将比过去的30年更加丰富多彩。但是，伴随其中的将是更多的不确定性。未来30年，中国将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有望发展出基于法治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从部分开放的经济发展到融入全球的经济。其间，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经济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滞，制度水平要与经济发展至少同步，其难度相当之大。钱颖一认为，竞争特别是开放带来的外部竞争，将是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他提醒，“不要忘记现在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们来自印度、越南和其他地区，并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发起挑战”。
“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本月4日刚刚被世界银行任命为常务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如是说，“中国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进一步明晰，市场仍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等”。
这些必然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改革比较好？
林毅夫表示，渐进的改革更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个国家转型的过程当中，由于当初推行的战略必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到很多干预，从而形成许多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是我们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些干预是内生的，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要改变它的话，必须从造成外生的原因着手”。
林毅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思。
观点
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成思危
要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应当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住、安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司法公正、消除腐败、及时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厉以宁
实行法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实行法治乃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吴敬琏
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茅于轼
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林毅夫
要注意对在改革过程中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给以足够的重视，该补偿的要补偿，因为在改革阻力问题上，需要通过某种补偿来克服，否则改革将难以为继。---樊纲
普遍的自由，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周其仁
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陈志武
法治建设可以比较直接而且效用比较高地推动好的市场经济的建立。用法治约束政府应该排在优先顺序上。---钱颖一
近日，10位经济学家相约第十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评价与展望“中国改革三十年”，可预见的、将响彻整个2008年的“改革纪念交响曲”从这里奏出了第一个强音。
四大特点，注定了改革的辉煌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曾将改革3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归结为三个方面，即财富的增加、人们自由的扩大、对内对外的交流、开放。的确，改革开放30年，每一个中国人，即便不是直接的推动者、参与者，至少也是受益者、见证者。
从1978年到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是9％；从1990年到2007年，平均每年的增长速度达到10．5％。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GDP增长了近14倍，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四，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三。
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是所有尊重事实的人都承认的。但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只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提出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最终指标中的第一个。
第二个指标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中国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尤其是基本的消费，如粮、棉、布、住房、食用油，有20年没有任何提高。但是在最近30年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增长了6．7倍。
第三个指标是减贫取得的成效。在农村，最基本的生活能得到保障，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6年的2148万人。联合国2003年发布的一个关于减贫的统计表明，世界减贫数量的90％是中国做到的。
正是中国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理所当然地得到承认和提高。对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也是积极肯定的。他认为，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巨大的。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今天的世界地位，就没有我们的今天。
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四个特点，成就了改革的辉煌。
据成思危总结，中国改革，其核心是制度创新。改革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彻底改变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增添了活力。这些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进行的，此其一。
其二，中国改革是量力而行的。中国改革并没有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采取非常激进的办法。根据国力、群众可以承受的程度、经济发展等量力进行的改革，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其三，中国改革是循序渐进的。改革，在开始的时候确实没有经验，要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就是一脚深、一脚浅，有的时候甚至会摔一跤，这都有可能。我们明确的目标是过河。只要能过河，在开始时摸着石头是必要的。当然，在改革取得了成绩之后，我们会有更好的工具。30年改革，我们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逐渐地变化；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最后，中国改革是路径依存的。改革就像下象棋一样，如果一步走得不合适，可能以后的几步都会受到影响，而如果要退回来的话，因悔棋而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大。所以，在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去做。
如果说作为学者型官员的成思危，对于改革成就的解析尚带有明显的宏观政策烙印，那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则着眼于现实，提出改革成功的基本推动力是三条并不特殊的经济基本规律：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起作用，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前面两项就是改革的内容，后面一项是开放的内容。
基本规律之一是把激励搞对，这也构成了改革的两条主线之一。
制度安排的目的是提供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激励。中国改革，不仅应该包括对个人的激励、对家庭的激励、对企业的激励，也应该包括对政府的激励。不可否认的是，地方政府积极地参与经济改革，发展地方经济，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基本规律之二是让市场起作用，这是改革的主线之二。什么是市场起作用？就是用看不见的手，也就是由供给和需求来决定价格，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引导资源配置。当然，发挥市场的作用也有不同的方式，比如我们采取了双轨制，经济学家通过研究发现，它确实起到了有效的或有限有效的资源配置作用。尽管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发展市场、培育市场，但是市场的作用仍然是不变的。
基本规律之三是实行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趣的是，根据钱颖一提供的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之中，开放的力度比改革的力度更大。
经济增长，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三个基本规律形成的强劲推力，将中国经济托向史无前例的快速增长。毋庸讳言，这足以令国人保有长久的自豪。然而，作为一位惯于对数据进行冷静分析和对事实进行冷静观察的经济学家，钱颖一的乐观与大多数人相比是审慎的---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从国际比较的角度讲，并非独一无二！
纵观改革开放这一重大的历史性事件，我们不难发现，最重要的拐点出现在1978年。
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在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起点是不同的，而且其人均收入和发展阶段也是不同的。如果将1978年的中国与1950年的日本、1958年的中国台湾地区及1962年的韩国放在同一起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它们都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高速发展。
促成中国快速发展的直接因素，也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因素相类似，其中包括宏观的稳定（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红利）以及重视基础教育等。
如此说来，发展在同一历史时期也是世界的潮流，中国不过是晚一些赶上了这股潮流而已。对此，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的看法与钱颖一不谋而合。他认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正是顺应国际潮流的结果。
结合钱颖一给出的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的对比，陈志武得出了几乎同样的结论。中国有这样的经历，东亚国家和地区也早就有过这样的经历，世界从1950年开始也有过同样的经历。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与整个世界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快速发展类似，区别在于达到同等水平中国所花的时间可能更短，是一种更大的趋势。当然，他也特意补充道，这绝对不是要贬低或削弱中国人自身的贡献。
法治，市场经济的生命之基
30年，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个起点。在长久地沉浸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欢愉的同时，我们同样自觉接纳着理性的不时敲打---在发展问题上，方向比速度更重要！改革开放30年以后的方向抉择，是经济学家始终思考的问题。市场经济，须以法治为根基。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经济学家集体表达着对法治的诉求。
吴敬琏向记者表示，法治不仅具有值得追求的普世价值，而且是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制度支撑。离开了非人格化交易，离开了法治，现代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
吴敬琏称，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两头冒尖”，成就巨大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经济发展模式并未改变，中国面临经济深层结构内外失衡、资源短缺、环境恶化、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蔓延等多重挑战。
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旧体制的遗产没有得到消除，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第一，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信贷、土地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利，有些资源实际上并不是由市场配置，而是由行政机关配置的；第二，各级政府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政绩的主要标准；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的速度紧密相连，各级政府不能不把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增长上；一些政府对于提供公共产品的财政责任过度下移；最后，资源配置上政府行政力量的作用很大，市场的力量很小，行政定价与低价政策使要素价格严重扭曲。
改革的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在于要像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消除旧体制遗留给我们的遗产，建立起一个规范的市场体系，让其充分发挥它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对此，吴敬琏指出，要打破垄断、消除微观干预，因为如果不打破垄断，如果不消除这种行政部门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无从谈起。他强调，要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立法，另一个是司法、执法。
“改革进入到深化和攻坚的阶段，需要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成思危以学者的身份谈道。
尽管党中央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长期的努力。依法治国方略可以说是从理论上解决了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法治和人治之间还存在矛盾和问题。
腐败是影响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尽管这些年来党中央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处理了不少人，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是要彻底根治这个问题，还是必须由法治来解决。
成思危提出，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是要依宪治国，宪法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违宪就是最大的违法。这些年来宪法不断地修改，特别是最近一次修改，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等都写进了宪法。宪法应该是基本完备的。但是，很多人并没有把宪法当作一个根本大法来看待，还没有真正树立起宪法的权威。
依法治国首要的是依法行政，因为政府官员和人民群众相比是强势的，政府官员能不能够依法行为，是非常关键的。只有依法治官实现了，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依法治国。
当然，依法治国要靠全民的力量和觉悟，单靠监督部门的监督是不够的，还要依靠群众监督、民主监督、政协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监督，还有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
此外，茅于轼也将法治问题、舆论监督列为改革开放30年后仍待变革的两个方面。他特意强调，自由、平等是市场制度的基础。
未来的改革需要寻找新动力
能否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是改革前行中的一道坎。而能否处理好集权与分权、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吴敬琏同志讲得很好，行业垄断的改革要进行下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人称“厉股份”的厉以宁坦诚地肯定了这位情谊上的老朋友、学术上的老对手。他认为，“国有企业改革过程当中也存在着问题，行业垄断很明显，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这种行业垄断，特别是跟行政垄断比较难分的，还需要进一步改革”。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确实不仅仅是要素投入的结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经济学家樊纲谈道，虽然在过去平均每年9％至10％的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还是主要的部分，但城市化的因素同样正在起到更大的作用，会支撑经济的增长。
中国的改革仍然处在初级阶段，在经济体制领域，仍然有很多东西可以改，仍然可以释放出大量的效率，仍然可以通过制度改革去改变各种各样的激励机制，改变我们的经济结构，来消除各种各样的扭曲，使中国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提高。比如体制因素，樊纲列举着---国有企业进一步改革，还有多少事情可以做，我们还有多少价格是扭曲的，还有多少被政府管制着。从政府改革来讲，下一步应该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的是，怎样提高政府效率，降低政府行政成本在GDP中所占的比重。
资源本来应该是全民所有的，但“在我们这个制度下都是企业的收入，资源如果溢价的话，价格上涨，这些收入主要应该归国家所有，而在我们的体制下现在都变成了企业的利润”。樊纲建言，“国有企业的利润，主要指资源行业的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不分红的，于是在这样一个财税体制下，中国经济学家呼唤新一轮的财税改革。财税改革有很多内容，包括对资源要收租，对资本要分红，然后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要约束政府的支出行为”。樊纲认为，通过政府财税体制的改革和财税效率的提高，中国的经济增长才能够实现可持续。
去年12月中旬，厉以宁曾向本报记者讲道，计划经济体制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有企业制度，另一个是城乡二元体制。我们前30年的改革基本没有触动城乡二元体制，如此说来，计划经济就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就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从当下的情势来看，未来的改革正如樊纲所言，要想保持今后10年、20年或者再一个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还要继续改革，而这些改革也许会更难---未来30年的改革面临的大环境已经与30年前不可同日而语。
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似乎真的蕴含着势能，虽然它不会必然导致这种发展势头和力量的保有甚至增强，但是它至少可以激发出人们对于持续成功的渴望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种着眼未来的积极的危机感。
“危机可以催生改革，危机感同样可以催生改革”，钱颖一的话将人们的思维由曾经的成就、现实的问题转向未来的改革。显然，危机感可以成为继续改革的起点，但无法充当改革所需的强大动力。
中国改革今后继续发展新动力---这一影响未来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问题引起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的深思。周其仁坦言，在过去将近3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GDP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国际上能与我们相比的国家没有几个。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实有一个动力不足的问题。
继续改革对经济增长还可以发生革命性的影响，会把中国从中低收入引向中等收入甚至引向高收入国家，但是“过去30年是危机在推动改革，在这个动力日益削减的情况下，未来改革需要寻找新的动力”。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接着说，“我们有时候确实过于沾沾自喜，我觉得还是应该本着穷人过日子的态度。否则，几年之后，我不认为我们还有那么强的资源来支持我们现在想做的一些事情”。显然，张维迎对周其仁的话是赞同的，这种观点同样源于对改革动力的关切。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是人们在30年前没有预测到的，而今后的30年将比过去的30年更加丰富多彩。但是，伴随其中的将是更多的不确定性。未来30年，中国将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世界平均水平而成为高中等收入国家；有望发展出基于法治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经济从部分开放的经济发展到融入全球的经济。其间，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
经济改革不能倒退或停滞，制度水平要与经济发展至少同步，其难度相当之大。钱颖一认为，竞争特别是开放带来的外部竞争，将是中国未来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动力。他提醒，“不要忘记现在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潜在竞争对手，他们来自印度、越南和其他地区，并已经开始对中国经济发起挑战”。
“改革开放所要达到的主要目标都达到了”，本月4日刚刚被世界银行任命为常务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如是说，“中国很多根本的体制问题，比如说产权还没有进一步明晰，市场仍是双轨制，经济体系当中还存在着根本的矛盾等”。
这些必然需要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改革比较好？
林毅夫表示，渐进的改革更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个国家转型的过程当中，由于当初推行的战略必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遭遇到很多干预，从而形成许多经济效率的损失。“但是我们在推动改革的时候必须了解，这些干预是内生的，对于内生的制度安排如果要改变它的话，必须从造成外生的原因着手”。
林毅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作为经济学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反思。
观点
改革措施出台前，一定要谋定而后动，要经过深思熟虑。---成思危
要缓解社会矛盾，一方面应当不断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改善他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居住、安全生产和生活的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实现司法公正、消除腐败、及时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厉以宁
实行法治，是发达市场经济共有的特征。实行法治乃是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吴敬琏
一切改革，没有意识形态的变化都是不可能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导致人们对是非的判断和价值观的形成，最终影响人的行动决策。---茅于轼
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林毅夫
要注意对在改革过程中收入水平下降的人群给以足够的重视，该补偿的要补偿，因为在改革阻力问题上，需要通过某种补偿来克服，否则改革将难以为继。---樊纲
普遍的自由，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周其仁
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陈志武
法治建设可以比较直接而且效用比较高地推动好的市场经济的建立。用法治约束政府应该排在优先顺序上。---钱颖一
社会需要经济学家，因为市场经济需要有人去捍卫。如果我们不需要市场经济，就不需要经济学家。---张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