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国的两难选择

    对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遇到的困难，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看法：我国经济连续近六年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持续高增长的外贸出口；外贸出口不仅体现为本身在外需拉动上的作用，而且影响到固定资产投资等形成的国内需求，一外一里，一明一暗，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我国自去年四季度以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困局，关键原因即是外贸出口受挫，从而使中国产能过剩，继“去库存化”之后又面临着“去产能化”；而外贸出口下降皆因美欧等主要终极消费市场遭受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所致。因此在短期之内，只要外贸形势得不到彻底好转，中国经济增长困局便难以根本改变，“去产能化”仍需假以时日。

　　对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的困难，应首先明确认识到，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金融国际化，中国又形成一个外向型特征极为明显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在当前遭受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并不可独善其身，那种一枝独秀或风景这边独好的主观愿望并不现实。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有“危”有“机”，甚至有可能是利大于弊，成为一次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这次金融危机帮助我国解决了近几年来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存在的一些难题。眼下面临的唯一威胁或危险，即是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暴露，只要美元巨幅贬值，即意味着中国人用辛勤劳动换来的血汗钱将随时付诸东流，并且预计此类情况迟早都会发生。但是，在对外比较中，中国却是处于较为主动、优越的一个最好时期。

　　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将是长远的，即使危机在两年之内能够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反弹，国际经济增长的格局、结构也会进行深度调整，预计将难以很快恢复到危机发生前的那种繁荣景象，世界经济增长也许从此即进入一个长期调整的低迷时期。对中国来说，“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将会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如果仍恢复到危机爆发前那样一种经济增长状况，即美国照常负债消费，中国依旧生产大量消费产品以换取美元纸钞，那么就意味着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在近2万亿美元的基础上继续增加，同时在国内更会释放出等值的人民币流动性。

　　因此从长计议，由于外围市场环境受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巨大，并且长期恢复困难重重。因此，我们从现在起就需要积极地调整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式，着眼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与需要，适时进行有效的调整，力争在更高水平上寻求更大的突破。

　　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关注和制定的主要经济政策。

　　不追求高增长

　　冷静分析国际市场对我国经济造成的冲击，科学确定我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我们要重新思考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模式等等，而不必单方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高指标。

　　单方面把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保持在高水平上，会带来两方面影响。第一就是加大各种经济资源的投入，正如我们目前的所作所为，政府出面大规模地组织投资活动，以拉动经济增长；好在我国储蓄率高并且社会流动性充裕，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操作的资源和条件。但同时将会带来三个问题：一是这种投入的资源必定有限，假若外围市场环境短期内难有好转，外贸出口持续不畅，那么长期投资的难度必然加大；二是这种投入许多是硬性做出的，难以全部有机地融入到整体经济发展中去，又由各级政府的平台公司运作，因此低效和浪费在所难免，有些项目甚至无法维持，会给经济发展背上包袱。三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意味着政府集中和占用了更多的经济资源，必然会产生所谓的“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发展。

　　第二就是容易造成经济数据的不实统计。

　　这里要特别强调“保民生”的重要性，即随着应对金融危机思维的调整，在“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或“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等各类提法中，应将“保民生”放在突出位置上加以落实，这样才能与相关的政策思维调整相协调并统一起来。

　　保持汇率均衡

　　制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制度，并确保人民币真实市场汇率水平的大体均衡。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来说，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均衡至关重要，这应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核心原则长期得以坚持实施。

　　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经验是：一国货币的名义汇率水平不可长期背离其真实的市场汇率水平，否则必然造成本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结构扭曲，长此下去必会生乱。若人民币估值过低，将来必然依旧吸收国际热钱涌入国内，给我国本已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更大压力，并且其背后则造成我国经济比例、结构关系的进一步失衡。反过来，若人民币估值过高，便会形成外汇资金出逃的压力，类似1998-2000年出现的情况，那将造成流动性抽紧，给外贸出口、经济增长造成不必要的紧张局面。

　　认识到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对我国经济保持平衡增长的重要性还不够，真正操作到位却确有难度。主要问题是：全球货币以美元为基准，而美元的波动又往往为其自身的利益所左右，时涨时落，因此跟起来十分为难。比如，目前人民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美元在金融危机中意外大幅升值形成的。下一步随着美国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重新泛滥势在必行，一旦美元再次跌入贬值通道，人民币即会面临升值压力，那时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棘手的难题。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的建议是：即使中国仍然面临出口困难，即使经济增长的压力暂时不减，中国仍要敢于将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以保持市场均衡汇率水平，并适当脱离美元而更多参照欧元等其他所谓的“一篮子”货币。这当中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我国的外汇储备应保持大体平衡，切不可出现前几年那种巨额增加的局面。

　　稳定房地产市场

　　制定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切不可短期化和功利化；短期化和功利化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对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会的和谐稳定必将带来不利影响。

　　长期稳定的房地产市场政策，其着眼点应放在满足居民的实际住房需求上来，稳定价格、稳定预期，宁可冷一点，也不宜过热。核心是拒绝“炒房”，防止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为此至少应坚持两条：第一是限制外籍及外资购买中国的普通居民住宅，提高其交易成本，以阻击国际热钱追逐人民币资产，从而避免形成人民币资产泡沫。澳大利亚政府即长期坚持实行此类政策。第二是各级政府出让土地必须实行公开拍卖，所得款项要至少拿出一半以上存入专门设立的公益账户，用于解决社会养老保险及经济适用房开发的资金来源。同时要对外公开土地收入的来源与用途情况，实行有效的社会监督。这里的关键是改进公开拍卖的方法，要学习香港至少提前半年在公开网站上公布所拍卖土地的所有信息资料，由房地产开发商实行网上报价与竞价，价高者获得。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舞弊行为。

　　去行政化与市场化

　　进行深彻改革，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需要明确发展目标，进行战略性调整，要求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进行深彻的改革。唯有如此才能顺应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否则就倍加困难，达不到预期目标。

　　长期着眼，将我国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成为以内需为主、外需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那么就需彻底改变中国目前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状况；而要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合理现象，就必须对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深彻改革。表面上的收入分配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全社会的经济管理制度问题。

　　那么，如何确定改革的着重点呢？

　　首先，需要确定我国进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未来取向都必须是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之路。尽管本次金融危机也存在过度市场化造成的问题，并在西方有学者认为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失败。但对中国来说却是市场化远远不够，还未能有效地发挥市场在组织和配置各种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而限制和阻碍市场作用在中国的有效发挥，主要即是行政体系的顽固控制和垄断使然。

　　因此，在中国坚持市场化取向，首先即需要“去行政化”。所谓“去行政化”，就是要缩小和减少政府的规模，将行政机构和行政权利限制在一个最小的合理范围之内。

　　具体说，第一，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的层级和数量。

　　第二，最大限度地缩小行政机构、行政人员数量。

　　第三，坚决实行政务公开，规定各级政府及每个行政部门所发文件，除特殊保密的之外，均须按编号在其网站对外公布，以使行政权力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社会的公开监督。

　　第四，明确行政审批权与设置权分离，即不允许一个行政部门自设管辖权、审批权并自行审批。

　　第五，行政权利的设置必需走公众听证程序，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第六，最大限度地简化财税体制、减轻税赋。首先要做到简便易行，无论企业或个人，纳税人均可方便地掌握自己所需交纳的税种、税负等，宜少不宜多，越简单越好；其次要大幅度减少社会行政开支规模，以削减社会税赋，要谨记“苛政猛如虎”的古训。

　　第七，各级统计部门可由地方“块块”管理划归中央实行“条条”管理，这可相对减少经济数据的不实统计。

　　第八，以上各点可制定规划向社会公布，如要求行政部门每年缩减1%或2%的审批事项、人员及经费，同时全国人均收入占人均GDP的比重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直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等等。

　　“去行政化”与“市场化”虽然相联系，并方面一致，但本身的内涵和边界却并不相同。“市场化”取向需以“去行政化”为前提，但“去行政化”本身却比“市场化”更为宽泛，除了经济领域，更多延伸至政治、社会制度等方面。“去行政化”的本质是限制行政权利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过度膨胀和泛滥，过多行政化自然会干扰和妨碍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市场化。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其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