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半后才是新一轮跨国并购最佳时

　　当地时间7月8日，八国集团(G8)领导人会议在意大利拉奎拉召开，本次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便是恢复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尽力避免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阻碍。

　　“G20范围内，我们做了一个报告，覆盖主要42个经济体所采取的163个投资政策，我们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旨在创造更加有利于投资的环境，只有大概4到5个，目的是要对外资进行限制。即使这样，我们的确也看到了在投资保护主义方面的一些潜在的风险。”在“全球智库峰会”上，联合国贸易发展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接受本报专访时说。“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聪明的或智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不是表面显现的保护，而是通过一些规则、程序上的要求，间接地限制了外商投资。”

　　面对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詹晓宁告诉本报记者，这个问题将会一直困扰社会、或者国际规定制定者和各国贸易的规则制定者。

　　在经济危机之时，是不是最佳的跨国并购时机呢？詹晓宁认为，从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全球并购数字已经同比下降了77%。“2010年的时候出现一定的反弹，2011年的时候，反弹逐渐增加。”在他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收购，“在未来一年半左右，各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他们会逐步把之前对企业的注资撤出，新一轮跨国并购窗口会在那个时候开启——资产仍然相对廉价，而且都是重量级的企业。”

　　同时，在世界投资热点领域，詹晓宁告诉本报记者说，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与环保有关的产业，而原因是“在新一轮的国际规则制定中，新的气候公约形成以后，会有更严格的规则，对企业、对各国来说，都是很大的压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组织是联合国内部在贸易与发展以及金融、投资、技术和可持续发展等相互关联问题上的协调中心。詹晓宁作为一个资深专家，之前曾任中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使团经济事务外交官。

　　警惕“智能贸易保护主义”

　　《21世纪》：之前美国出台“买本国货”政策时，引起了各国的异议，你怎么看？

　　詹晓宁：从贸易保护主义角度，大家说了很多。而在投资保护主义方面呢，这也有所体现。这其实是一种所谓的聪明的或智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是表面显现的保护，而是通过一些规则、程序上的要求，间接地限制了外商投资。

　　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时，很多都有附加条件，比如对企业的注资，附加条件就包括，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海外盈利不允许再投资，要汇回母国；企业得到政府的资助不能用于在海外的企业。这都是变相的对外投资的保护主义。也是全球经济危机中出现的、应注意的问题。另外许多国家对很多企业进行补贴，补贴对市场是一种扭曲，造成变相的歧视。这也是应该注意的。这是我们为G20首脑会议上提供的防止保护主义报告中提到的。

　　《21世纪》：怎样来界定“本国货”？

　　詹晓宁：我觉得很难界定，各国没有明确的定义，只有具体的做法，特别在政府采购这一块。我个人的理解，能够借鉴的，就是有一定依据的，比如美国对非洲国家协定、或者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互惠贸易，都有规定原产地规则，这个规则可以被借鉴。

　　不过，这个问题会一直困扰国际社会、国际组织规则制定者以及各国贸易规则制定者。

　　《21世纪》：贸易投资保护和反垄断之间有模糊地带，反垄断会不会成为贸易保护的借口？

　　詹晓宁：从大的原则来讲，我们一直强调竞争政策和投资政策必须携手共进。在对外开放吸收外资的同时，必须加强竞争政策或者竞争法律法规建设。同时执行上也尤为重要，包括能力建设、审查项目的时候，在这方面是需要加强的，不然的话，会使国内竞争环境受到影响。

　　环保、新能源的投资不会产能过剩

　　《21世纪》：从世界趋势来看，现在投资热点在哪些产业领域？

　　詹晓宁：新能源，新材料，跟气候变化、环保有关的高科技产业，这是毫无疑问的。

　　《21世纪》：新能源在各国政府经济刺激方案中都被调高了投资比重，特别是中、美两国。我们也看到很多跨国公司来投资中国相关产业，这会不会造成未来的产能过剩？

　　詹晓宁：我个人觉得在新能源和环保方面的投资，目前不会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因为这块需求量太大。特别是在新一轮的国际规则制定中，新的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公约会有更严格的规则，对企业、对各国来说，都是很大的压力。再加上能源危机是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对跨国公司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机遇，他们自然会利用这个机遇进行大量的投资。当然，现在国际新的工业框架还没有形成，具体机制还不太清楚，但是企业已经开始准备了，好多大公司都在转型。

　　我们明年的世界投资报告的主题没有最后定，但是基本上准备定为跨国公司与气候变化。我们有一些数字，但是这次没有带来，我想还是等投资报告发布的时候再讲吧。

　　等待政府退出时的并购巨头机会

　　《21世纪》：近期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动作频频。你认为现在是最佳的并购时机么？

　　詹晓宁：目前全球并购少了一些，当然也有例外，像中国、巴西、南非这样的国家，还有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不过也是比较小心。

　　我觉得目前是跨国并购的好时机，但更好的时机还要再等一年半。

　　就我们所统计的数据，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跨国并购案例是大幅下降的。今年下半年会有一些好转，但是也会继续下降，数量同比可能降60%，这是我们目前的预测。因此说，目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们认为还没有到最低点，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在静观。

　　为什么(中国企业)还要等一等？我们知道，在困难时期，许多很重要的跨国公司是由各国政府注资的。而随着未来的经济形势不断转化，在未来一年半左右，各国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他们会逐步把对企业的注资撤出，这时候就会出现更好的并购机会，新一轮跨国并购窗口会在那个时候开启——资产仍然相对廉价，而且都是重量级的企业。

　　《21世纪》：发展中国家企业走出去，并购发达国家的公司，怎么看这当中的风险？你有什么操作建议么？

　　詹晓宁：跨国并购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占比重小。目前发展中国家并购发达国家企业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个企业的经济因素，一个是政治因素。

　　先说政治因素的挑战，一方面是企业对所并购企业所在国投资环境、投资管理、包括劳动法等方面政策的了解、掌握；另一方面是面临东道国可能出现的投资保护主义。从政策法律法规本身看，它主要存在于投资项目审批过程中以及其他有关政策执行方面反映出来。另一方面是面临国内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发展中国家并购发达国家企业，一般出于对市场和技术的考虑，这就比较敏感。困难的企业都是东道国龙头企业，就会出现媒体、民众向政府施加压力，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如果是小规模企业，往往就被认为有政府背景(支持)，产生一些误解。

　　而在企业经济层面，应该说面临困难重重。比如市场需求疲软，企业自身跨国经营能力欠缺，能力指的不仅仅是资金问题，主要是跨国经营人才、对经营团队的了解、对跨国经营管理需要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