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唯一"家庭电厂":每天发电入网
2008-02-29 11:09 来源：东方早报
赵春江的发电厂位于上海莘庄附近“阳明国际花园”小区内一座住宅的顶楼上：22块光伏电池板拼成了3000瓦太阳能电池板。
◇核心提示
在上海一幢12层的住宅顶楼上安装着由22块光伏电池板拼成的3000瓦太阳能电池板，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这套设备累计发电3068度电，并且全部“免费”并入电网。
而这个目前中国唯一的“家庭电厂”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人：赵春江。
中国首个“家庭电厂”建造者、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所长赵春江教授
中国最小的发电厂在哪里？
这个发电厂的工作人员只有一个：赵春江。居住此处的他兼任着“发电厂”的总经理、工程师、财务经理以及抄表员所有角色，打点电厂的一切。
据了解，目前在家庭安装太阳能光伏发电设备，并与电网并网的，全国仅此一家。
中国首个“家庭电厂”
“已经发了1.08度电，估计今天能发到2-2.5度电。”赵春江认真地看了看电表，转过头对早报记者说，“如果天气好的话，一天发10度电不成问题，供家庭使用绰绰有余。”
此刻是2月25日中午12时，寒流再次袭击上海，莘庄地区飘起了蒙蒙冷雨，太阳从早上起就被厚厚的阴云遮个严实，不过这套光伏发电设备运行依旧：默默地吸收阳光，转化为涓涓电流，汇入奔涌着的电网。赵春江是上海电力学院太阳能研究所的所长，也是国内光伏研究领域的权威。1982年在昆明理工学院毕业后，赵春江被分配到宝钢设计研究院工作。10年后，他远赴日本留学，在北海道的北见实验室完成了博士学位，主攻光伏发电研究，自此与太阳能结下了不解之缘。
赵春江在日本留学的8年时间里，正是日本光伏产业突飞猛进的时光。丰田、本田等公司纷纷推出了太阳能驱动的概念汽车，日本政府也启动补贴政策，家庭购买太阳能发电装置中一半的费用由政府来补贴，这一切给赵春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0年学成归国后，赵春江先是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后来调到了上海电力学院。在教学、科研的忙碌工作中，赵春江在自己家中建造一套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念头始终未能消除。
此外，由于经常在课堂上、企业里宣传太阳能发电的好处，有一次有人问赵春江：“你使用过光伏发电设备吗？”
这让赵春江一愣，是呀！光伏发电设备能否推广，自己作为专家其实心里也没底，为什么不现在就行动呢？“一来能够做个样板，便于向社会推广太阳能发电；第二自己通过这套系统的运行，获得上海光照条件下太阳能发电运行的原始数据。”
从2006年起，赵春江开始筹备“家庭电厂”。赵春江原来也住在这个小区里，但住宅没有阁楼，因为要安装太阳能发电系统，他不得不花高价买下了现在住的这套带有阁楼的房子；日本三菱公司和他比较熟悉，知道了他的想法后，以优惠价12.2万元向他提供了发电设备。因为赵春江要做实验，需要获取一些数据，于是又从国外进口了一些实验器材、温度仪、辐射仪等。
万事俱备，当年12月，赵春江自己开始动手安装，12月14日夜间，中国第一个“家庭电厂”建成。“12月15日凌晨零时正式开始运行，并且送入电网。”赵春江回忆道。
造价：26.2万元
一年多运行下来，赵春江总结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比如上海地区的太阳能发电系统效率是77%，也就是说，理论上的发电功率，结合上海的气候情况，最后只能发挥77%的效率，这个数据是首次测得。
赵春江带着早报记者登上了他家的阁楼：他现在的住宅是复式，外送一层阁楼，阁楼的顶部就是太阳能光伏电池。20多平方米的阁楼内，摆放着笔记本电脑、温度仪、数据传感器、太阳辐射仪等，“这些设备可以自动记录发电的数据，一共花去14万元。”
这个“家庭电厂”由22块光伏电池板拼成，一共21平方米，功率为3000瓦。“这是日本三菱公司的设备，因为工作关系和他们联系比较多，大家比较熟，价格还是打了折扣的。目前国内的光伏发电设备质量也能达到这个水平。”赵春江介绍道。
根据赵春江的观测，6月份黄梅天阴雨绵绵，发电数量最少，其次是12月份、1月份；而8月份的阳光最好，发电量也最高，这个月发电共计352度，平均每天12度。“不过，发电最多的一天不在气温最高的8月份，而是4月19日，当天发电17.5度。”
虽然圆了“家庭电厂”梦，但26.2万元的造价却是不菲，这让赵春江有些吃不消。
恰好这时中国农业机械科学院呼和浩特分院找上门来，主动寻求合作。原来这家机构承担了科技部的一个“光伏并网发电”的攻关项目，听到了赵春江“家庭电厂”后，希望能得到相关试验数据，并提供了6万元的科研经费。这让赵春江有些兴奋，毕竟填补了一部分的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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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赚钱的电厂
很多人听说了赵春江的“家庭电厂”后，专程来到他家中参观考察，赵春江很是满足。不过，客人兴致勃勃地参观后，往往会撂给他一句话，设备是不错，但是不划算。
在赵春江的家里，他向早报记者算起“经济账”：1000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市场售价约在5万元。按照发电50年的时间计算，前15年每年发电1000度，累计1.5万度电，此后设备功率有所衰减，接下来的15年中，能发1.2万度电，最后20年能发1.5万度电。
“5万元的设备，在50年里一共发了4.2万度电。”赵春江拿起计算器，“平均每度电的价格是1.2元，现在上海的电价是0.62元，太阳能电价刚好是普通电价的一倍。”
而在企业里，成本核算要更为严格，一般要在8到12年里收回成本。如果按照12年计算，太阳能电价更是高达4.2元/度。这个价格确实让赵春江和他的电厂有些尴尬，好在他的电厂是为了做实验，获取数据，不为赚钱，但普通的家庭显然还是无法接受。“太阳能发电要想在中国推广开来，必须要有政府的补贴。没有政府补贴，社会就没有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的推动力。”赵春江说。
事实上，为了鼓励家庭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并将“绿电”输送到国家电网，日本采取安装时一次性补贴，而德国则采取了电价补贴制，以高于普通电价七倍的价格收购“绿电”。
“免费”向电网送电
而在我国，尽管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可再生能源法》早在2006年1月1日已经实施，条文中规定“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安装和使用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等太阳能利用系统”，同时也规定了“国家财政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专项资金”。不过实施细则和相关配套政策仍没细化。
此外，太阳能发电能够顺利上网，也是一道重要的门槛。目前中国的光伏发电，相当大一部分主要集中在农村电气化和离网型光伏产品，真正能上网的少之又少。《可再生能源法》中规定，电网必须无条件收购可再生能源发出的电能，不过以何种价格收购？法规至今没有明确。
当初赵春江找到电力部门，要求发电并网，对方没有拒绝，但也没有表示要支付收购价格，所以到目前为止，赵春江“免费”向电网送电。
一位因光伏发电并网而给电力部门打过交道的浙江企业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他们（电力部门）也知道这是好事情，上上下下都表示支持，但谁都不知道在哪里批，因为过去没有这个先例，谁也不敢做主，最后推到了相当级别的领导才能敲定。”
在采访中，不止一个专家举出上世纪80年代的电脑的例子，来描述太阳能电池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发达国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普及计算机。而如今的太阳能就很像当时的情况，属于一种新的、正在崛起的行业，最终会走进千家万户。这只有未来随着技术的改进，成本下降，才能达到这点。”
记者观察
他想带动一个大市场
赵春江坦言：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他想通过自己的使用光伏发电，树立一个标本，引起社会对清洁能源的重视，进而促进光伏发电在中国的使用和发展。
赵春江的背后，其实是中国光伏产业发展的尴尬生态：在制造大国与使用小国之间艰难抉择，陷入“有产业无市场”的困境。
说是大国，在光伏产品的生产和制造领域，2006年中国的光伏电池产量为37万千瓦，仅次于日本、德国，为全球第三大国，并拥有无锡尚德、CSI阿特斯、南京中电等一批著名的光伏产业海外上市公司；说是小国，光伏消费市场迟迟不能启动，2006年的光伏发电量仅为8万千瓦，不仅落后于水电、火电，也落后于同时起步的风力发电。
有产业无市场
日前早报记者专程前往常熟CSI阿特斯公司考察，在生产车间，数百位工人在流水线上忙碌，将硅晶片焊接、调试，并用铝合金框组装成光伏电池，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电池生产企业。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光伏电池的市场仍是国外，CSI阿特斯首席执行官瞿晓铧告诉早报记者：“这个行业近几年主体产品是出口的，出口比例是80%~90%。主要原因是欧美国家对于太阳能等新能源的推进力度比较大，所以形成现在这样的态势。”
不仅仅是CSI阿特斯，无锡尚德的相关人士也向早报记者表示，其产品90%以上出口到欧美国家，在国内的销量有限。
赵春江提醒说，中国的光伏产业终端市场被掌握在别国手中，一旦这些国家的产业政策生变，势必对中国的光伏产业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未来光伏产业发展的重点必须在国内。无锡尚德副总经理解晓南也表示：“由于政策问题，国内市场无法启动，我们非常着急。”
政策扶持亟待明确
“我觉得国内太阳能市场一定会启动，大概也就应该在三四年的时间吧。”瞿晓铧表示，“前提条件首先是技术上要有一定的准备，包括有足够的示范工程，使得大家对于太阳能大规模并网在技术上有什么问题；同时，在公众认知上要有一定准备。”
除了技术和公众认知的因素外，政策扶持也亟待明确。鉴于太阳能发电是一种清洁但昂贵的能源，德国、日本、西班牙等均有对产业的扶持政策，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法》中有原则性规定，但缺乏实施细则，因此不具备可操作性。
此前由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可再生能源专业委员会等共同发布的《中国光伏发展报告》指出，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如能得到政府稳定的政策扶持，可以预计：到2030年，中国太阳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亿千瓦，年发电量可达1300亿千瓦时，相当于少建30多个大型煤电厂。(王恒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