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工业革命呼唤多学科融合的代表性大学

大学发展和工业发展构成人类社会进步的两条螺旋链。当下，如何以学生素养为主线，为国家多培养愿意奉献、乐于钻研的高端人才，为社会多输送有利于人类和平和生活健康的人才，促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是很多高等教育工作者必须深思的问题。

现代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共经历了四次工业革命。1776年，瓦特制造出第一台有实用价值的蒸汽机，促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当时出现了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

1801年，法国化学家菲利普·勒本制成了将煤气和氢气与空气混合后点燃产生膨胀力以推动活塞的发动机——内燃机原型，从而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当时出现了第一所具有科研活动的研究型大学，即德国的洪堡大学，现已成为研究型大学的鼻祖。

1946年，人类发明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开启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当时出现了第一所与企业深度融合的应用型大学，就是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其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培养了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了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主要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理应会出现一个多学科融合的代表性大学（有人称之为没有学科的大学），谁先拥有这所大学，谁就能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因此，为了服务好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的大学能否成为这样的大学，如何才能成为这样的大学，我们的大学是不是面临转型？

相比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内容更加庞杂，涉及多个领域，如大数据、网络化、智能化等，更多情况下是很多领域的相互融合，特征虽然明显，但难以简单归纳，所以如何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关键。

作为大国，在应对这些世界大势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顺势而进者走强、逆势而动者走弱。对于作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和人才重要支撑的大学而言，如何做到与社会深度融合，并实施大学内部的深度变革，破解工业革命面临的瓶颈问题，已成为我们不可回避的命题。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急需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这些人才的主要来源当然是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因此作为大学，应该主动思考，勇于担当，不能只满足于每年招多少人、毕业多少人，而应该追求有多少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为国家担当了多少使命，即将立德树人成效作为奋斗目标。

研究生教育是最高层次的教育，且以科研能力培养为主要目标，所以研究生教育质量是关键。但我们必须对质量的内涵有正确的认识，绝不是几篇文章、几个专利或几个奖，应该是用人单位的评价和口碑，是行业的认可和对国家的实际贡献。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研究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可以称得上研究生大国了，但距离研究生强国还有很大距离，笼统地说就是质量还不高。但这并不是源头性原因，只有找到源头，才能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笔者认为，所谓源头性原因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大学过于“清高”，计划经济的思维过强，导致无法快速响应社会的需求，供需脱钩，闭门造车，导致每年培养的人才很多，但离令用人单位满意的程度还有较大距离。

其二，大学过于“势力”，一味追求大而全、科研成果多、学科排名高，导致教师在人才培养方面用心不够、用力不足，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在学校层面不牢固，从而出现大量研究生导师以研代育、以用代培的现象。

其三，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但现在大学里的很多导师自身水平不高，特别是育人能力缺乏、脱离工程、脱离社会，所以难以胜任新工业革命人才的培养使命。

其四，虽然各大学都进行了很多长时间的改革，但每次改革都只动其表、不刨其根、隔靴搔痒，导致改革不深入、不系统、不彻底，没有胆量触及底层，没有勇气触及内涵，多次延误机会。

改革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在认清问题、明确策略的前提下，还要步步为营、久久为功。基于目前高校的情况以及过去已经进行过众多改革的基础，笔者建议从校企融合、教研一体入手，大规划、小切口，逐步深化改革。

首先要解放思想。上级部门要鼓励改革，激励试验；学校要开门办学，校企融合，把解决企业问题作为目标，把为企业所用作为成果衡量，杜绝闭门造车。其次，全校上下要贯彻教研一体的思想，明确教师的本职就是教，研是为了更好地教，当然教也会促进研，杜绝教研两张皮，甚至重研轻教的现象。

另外，还要打破学科（专业）边界，鼓励多学科融合，以项目需求为牵引，因需施教、因材施教，实施个性化培养，而不是标准化培养；要破“五唯”，科学评价成果，要以项目（任务）的完成为评价指标，以实际贡献论英雄，树立正确的人才发展观、科研观和教学观，杜绝急功近利性的考核和没有效能的考核；要以立德树人为宗旨，把立德树人落到实处、化为行动。